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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反復折騰Tiktok, 證實了一個心照不宣的猜想

      魏南枝 · 2020-09-23 · 來源:《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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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原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出現了雙重“去中心化”的趨勢:一邊是原本的中心-邊緣結構,正慢慢走向網狀結構;一邊是國際秩序的主體不再局限于主權國家,跨國企業的擴張顯示了多元化的方向。而美國的霸權體系,卻陷入了因內部分裂與權力分岔而引發的危機。由此不難理解,美國為何動用國家意志和力量遏制中企,捍衛其科技霸權;也不難理解,無論誰當總統,美國都會對外樹敵、轉移內部矛盾。

        ? 魏南枝 |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導讀】繼打壓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之后,近期美國政府又聯合美企一起圍獵海外版抖音Tiktok。以往人們對美國政府與資本關系的猜想,總有若明若暗之感,但這次特朗普的反復無常和美企的相機而動,使得二者的緊密關系顯露無遺。而且產業資本出身的特朗普此次卻與互聯網資本達成了相當程度的默契,也折射出美國政商關系的復雜性,有必要深入研究。

        本文指出,冷戰后美式世界體系的形成,本質上是美國政治權力和資本權力合作的產物。但經過幾十年發展,天性逐利的美國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實體產業并坐享頂端收益,但也伴生了新興國家力量增強、美國經濟實力下降以及金融資本壟斷等多重后果,導致美國的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逐漸從互冾走向沖突。結果是,一個原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出現了雙重“去中心化”的趨勢:一邊是原本的中心-邊緣結構,正慢慢走向網狀結構;一邊是國際秩序的主體不再局限于主權國家,跨國企業的擴張顯示了多元化的方向。

        而美國的霸權體系,卻陷入了因內部分裂與權力分岔而引發的危機。由此不難理解,美國為何動用國家意志和力量遏制中企,捍衛其科技霸權;也不難理解,無論誰當總統,美國都會對外樹敵、轉移內部矛盾。而隨著世界加速去中心化,疫情刺激下的各方沖突將集中爆發,我們將面對一個更不確定的世界,也將迎來高度確定的激烈競爭。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權的危機與不確定的未來

        2020年,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抗議游行與社會騷亂在西方多國蔓延、經濟衰退與大面積失業、糧食危機與人道主義危機、大國競爭激化和多邊機制的困頓……各種不確定性的疊加在強化世界的脆弱性,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正走向一個新的“歷史性拐點”,讓人不由得聯想到百年前的1918年大流感、“一戰”、1929年經濟大危機等人類災難。

        21世紀,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早已進入一個“去中心化”進程。冷戰后形成的美式世界體系以“中心-邊緣”結構為基本特征,即以美國為中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周圍、其他國家或地區均屬于“邊緣”的世界體系結構。今天,世界的“去中心化”主要體現為如下雙重進程:

        其一,世界體系正在從“中心-邊緣”結構慢慢向網絡狀結構發展;

        其二,國際秩序的主體不再局限于主權國家,而是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雙重“去中心化”進程背后的推動力量,是政治國家權力與資本權力之間的復雜博弈。這些博弈已經讓世界陷入失序的漩渦,亟待一場危機或新的革命來催生深刻的結構性變革,通過新的權力平衡和角色分配使世界走出困境。新冠疫情就是這么一場危機,它正在不斷加速世界的“去中心化”進程。但“去中心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過程,而是充滿了矛盾、反復和劇烈沖突,甚至可能使人類社會再度卷入巨大災難。

        世界的“去中心化”:從互洽到沖突

        “(避免災難性局面)唯一可選的途徑,是由有組織的強制力建立一個超越國家主權范圍的國際秩序”,這是波蘭尼在“二戰”行將結束時提出的解決方案。以主權國家為基本成員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形式上似乎符合波蘭尼所構想的國際秩序,實質上卻仍是由強權國家主導國際秩序模式的繼續。

        “二戰”后,美國通過一系列多邊和雙邊軍事同盟、七國集團等,在西方世界行使了“類世界政府”職能數十年。20世紀80年代,美國與跨國資本力量(特別是跨國金融資本),共同推動了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形成與發展。冷戰結束后,人類交往的時空約束被前所未有地打破,世界各地都卷入了美式世界體系所力推的經濟全球化網絡,美國也實現了對全球的干預,雄心勃勃地要建立起由其主導的全球共同體。美國的世界領導者角色有利于實現其“山巔之城”的政治神學使命,世界規模的生產和交換過程、世界金融市場的“超國家化”發展證明了跨國資本的能量也在迅速膨脹,一個美國國家利益和跨國資本利益雙贏的格局似乎已經實現。 

        但引發危機的能量,往往早已在表面風和日麗的“繁榮”時期積聚下來。與經濟全球化同期發生的是,美國從制造業大國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后工業社會,從工業資本主義轉型為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全面控制著美國的社會再生產,產業空心化問題不斷加劇。

        在蘇聯這一安全威脅消失的同時,美國也失去了改善其經濟社會政策的動力,資本獲得了極大的權力,勞資失衡日益惡化。為了讓其他國家形成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美國不斷開放本國市場,在成為典型的消費拉動型經濟體的同時,制度性的鼓勵超前消費正在不斷透支美國經濟的未來。以其軍事霸權支撐的地緣戰略為基礎,美國利用在20世紀70年代就逐漸形成的對全球石油、糧食等基礎性資源品的控制能力,塑造了以美元為樞紐的金融資本的全球擴張,但同時也形成了結構性不平等的全球經濟產業鏈條和分配體系。

        如果說英國向美國進行產業轉移使得美國超越了英國這個昔日的“日不落帝國”,那么,“二戰”之后的數次產業大轉移也不斷在改變世界經濟格局:20世紀50年代后對日本和原聯邦德國實施的產業大轉移使其成為“世界工廠”;20世紀60年代日本向東南亞和拉美國家的產業轉移成就了“亞洲四小龍”,并使部分拉美國家成為“世界工廠”;20世紀80年代開始,經濟全球化浪潮推動著美國、歐洲、日本等都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中國成為“世界工廠”……

        雖然G7集團在美國的主導下往往“發出同一個聲音”并掌控著全球話語權,但美式世界體系已經從“中心”向“邊緣”進行了巨大擴張: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一場從“中心”區域向“邊緣”蔓延的20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式世界體系下全球經濟產業鏈條和分配體系的結構性不平等的產物。“形勢比人強”,2009年二十國集團(G20)替代七國集團(G7)成為國際經濟合作與協調的首要全球性論壇。

        雖然美國仍然試圖用各種方式來占據全球治理體系的強勢地位,例如奧巴馬時期倡導構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以“高標準”為名把控世界體系的標準制定權;特朗普政府在“退群”的同時推動建立“全球貿易新格局”,旨在實現美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有利于跨國壟斷資本制定全球規則。

        但是,發達經濟體的競爭優勢已經在持續減退。而且美國和歐洲的產業結構相似性多過互補性,相互之間有著高度的競爭關系,因此難以內部協調一致,遏制或打擊新興經濟體國家。

        結果,G7集團在201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全球占比僅為45.77%,與1992年的68%相比已經相差甚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金磚五國”(BRICS)、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新的區域合作、區域組織和全球性非西方集團的興起,表明世界體系正在從“中心-邊緣”結構慢慢向網絡狀結構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奧巴馬和特朗普的全球戰略重點大相徑庭,但他們都試圖從不同角度加強美國國家利益與跨國資本利益之間的結盟。

        原因在于,美式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所發生的變化,是第二重“去中心化”趨勢的結果。第二重“去中心化”是指國際秩序的主體不再局限于主權國家,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極端組織等非國家性質主體的作用越來越凸顯。這種主體日益多元化趨勢的最重要推動力是跨國資本力量的日益膨脹,例如有“經濟聯合國”和“世界經濟風向標”之稱的達沃斯論壇的主體就是跨國公司。

        資本天然地追求最高利潤、最低成本和最少監管,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其必然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拓展生產貿易的網絡與邊界,并通過壟斷新市場攫取超額利潤。因此,在產業鏈條不斷向世界各國各地區延伸、新技術革命使得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同時,跨國資本至少在經濟生產和貿易層面,將產業相繼向世界各地轉移,全球生產體系出現混合型多層次分工的結構。這種產業大轉移客觀上推動了技術轉移,使新興經濟體國家和地區有可能利用“后發優勢”向全球產業鏈條的中高端進軍。

        世人往往聚焦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受益于經濟全球化,卻選擇性地遺忘了跨國資本力量已經從國際秩序的“邊緣”走向“中心”,華盛頓共識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國金融資本。美國《財富》雜志每年評選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的入圍門檻已經超過很多國家的GDP。在全球自由流動的資本獲得了極大的權力,在世界范圍建立起獨立于主權國家的全球產業鏈;與此同時,金融資本逐漸從實體經濟部門的支持者,變為依靠自身交易就可以獲得高額利潤的“自贏利者”,也就是成為一個巨大的食利集團。

        隨著資本自由度的上升和盈利性的增強,資本的全球性和跨國化的空間逐利性使資源在全球不斷地重新配置,包括美國在內的主權政治國家的能力正在被跨國資本的力量所局限。從奧巴馬積極號召美國制造業回流,到特朗普的“美國制造業回歸”,都可看出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也在不斷加劇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間競爭。

        如果說跨國資本和試圖建立“全球性的資本主義民主帝國”的美國推動了這一輪經濟全球化,使金融資本和跨國企業/全球性企業得以逐漸擺脫各國政府與社會控制,并且正在推動著美式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結構逐漸向網絡狀結構發展;那么,第二重“去中心化”進程則說明,隨著跨國資本的權力的持續膨脹,全球性資本主義和美國的主權國家利益之間已經出現了某種不互洽,甚至存在著利益沖突。

        霸權的危機:內部分裂與權力分岔

        當然,資本主義——哪怕是全球性資本主義,只有與國家連成一體的時候才能獲勝,因為迄今為止只有政治國家具有在其領土范圍內使用暴力的正當性地位。美國的軍事霸權更使其政治權力的觸角可以向世界各國延伸,這對于保障資本的安全、維持相對統一的世界市場、維護資本攫取高額利潤和實現資本積累,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美國的軍事霸權成為軍工復合體和跨國資本力量的天然同盟。

        與此同時,美國與跨國資本的利益聯盟還體現于美國的金融霸權:美國是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制定者、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建立者、占據全球價值鏈條的高端環節和高附加值環節攫取超額利潤的獲利者、巨額國際投資凈收益的受益者。尤為重要的是,美國可以利用其金融霸權在全世界“剪羊毛”。例如,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通過把私人債務“國家化”來化解私人債務風險,然后把美國的債務“國際化”,迫使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共同承擔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風險,最終導致歐洲各國陷入主權債務危機、東亞國家陷入輸入型經濟危機。

        這些對內對外轉嫁危機的做法,無疑造成了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的內部分裂。從美國國內的維度看,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空心化導致社會不平等加劇和社會流動性下降,政治極化、社會分裂和公共倫理精神的缺失讓美國已經進入一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根深蒂固的“新階級社會”,制約著美國自身長期競爭力的提升。

        從美國試圖建立的全球性資本主義民主帝國的維度看,蘇聯這一共同安全威脅的消失意味著美國自身利益、體系利益和該體系內其他成員國家的利益不再高度相關;抵制多邊合作、強調“美國優先”、采用差異化同盟外交的特朗普政府,更是讓以歐洲為代表的盟國越來越對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失去信心。此外,當前世界體系的網絡狀結構發展趨向,使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形成了經濟上相互交融的局面;而新興國家市場體量的擴大,則意味著各國對美國市場依賴程度的降低。權力不是一種單向作用力(force),而是一種雙向性關系(relation),因此美國越是對體系內其他國家采用單向的“支配”,就越會破壞全球性資本主義民主帝國的“彼此認同的基礎”。

        與此同時,自21世紀初以來,跨國資本的全球逐利性推動著全球資本和生產力不斷朝亞太地區轉移,美國不再能完全壟斷世界經濟權力,由此出現了美國絕對的軍事霸權和相對的經濟霸權之間的分岔。該分岔直接威脅到美國的主權國家利益和跨國資本利益二者實現互洽的基礎性條件:一是政治國家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保障資本實現其逐利需求;二是政治國家有能力持續為資本在全球流動過程中的不斷積累提供動力。

        首先受到威脅的是第二個基礎性條件,即美國自身的實際生產能力已經難以為資本在全球流動過程中的不斷積累提供動力,此次疫情危機暴發后世界經濟的走向也證明了這一點:2020年前5個月中國最大貿易伙伴的前4位分別為東盟、歐盟、美國和日本,這表明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在下降。另一方面,在全球產業鏈條因疫情危機而發生多處梗阻甚至斷裂之際,中國在產業鏈和供應鏈方面的優勢進一步凸顯,助推中國在2020年4月重回美國最大貿易伙伴地位。

        金融資本全面控制美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惡果早已成為美國經濟的痼疾,美國經濟結構的“脫實向虛”實際上導致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不斷被削弱。盡管美國保持了在大部分尖端科技和尖端制造業的領先地位,但產業空心化問題仍在繼續。美國在長達44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對外貿易逆差,大量商品嚴重依賴進口,例如缺乏防疫物資成為此次美國疫情防控的短板之一。

        與2018年相比,2019年美國的GDP只增長了0.85萬億美元,而美債增長力度卻超過了1萬億美元,可以說美國經濟是建立在龐大債務的基礎之上的。而這種債務基礎上的經濟運行,又建立在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或者說美國的金融霸權之上。

        此外,美國的凈私人財富在持續上升,而巨額國債和財政赤字卻在持續膨脹,這說明公共財富為負;勞動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顯著下滑,資本收入在高收入人群總收入中所占份額迅速上升,而特朗普稅改后的所得稅累進性卻大幅下降;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布的《家庭收入分配變化的預測》,美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因聯邦稅收和轉移支付進一步擴大,實際上表明美國的財富再分配是一個“劫貧濟富”的過程;種族不平等與階層固化、貧富懸殊等問題交織在一起,紅州和藍州、大都會地區和其他區域之間因為受益于經濟全球化程度不同而相互區隔、差異拉大,使美國呈現多維度的社會分裂……

        新冠疫情危機暴發前,高漲的美股市場就已經泡沫化嚴重。2019年美國企業利潤較上一年度為零增長,而企業通過大舉借債大量回購股票、推高股價,不僅使美股盈利難以達到預期,更加劇了企業債問題。疫情危機暴發后,美國股市一度因此發生過四次熔斷。累計資金規模接近3萬億美元的四輪紓困措施,以及美聯儲實施無限量的量化寬松政策和進行大規模資產購買,雖然在短期內拯救了美股市場,實際上卻是在濫用金融霸權地位來穩定美國金融和美國社會,無異于再次向世界轉嫁危機。

        然而,此次向世界轉嫁危機并未有效提振美國的實體經濟,但美國股市表現和新冠疫情之間關聯度之低,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美國經濟的穩定性與美國自身經濟基本面的關聯度,已經遠遠低于其與美國金融霸權的關聯度。可是,美國社會的穩定性卻與美國自身經濟基本面緊密相關。黑人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全美抗議活動已經持續數周,新冠疫情再度抬頭,數千萬勞動力依靠失業救濟勉強維持生存,上千萬美國人需要食物救助才能解決溫飽——美國由此陷入“抗議-抗疫-失業-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

        另一方面,美國仍在繼續對與高科技相關的中國企業、機構甚至個人進行“封殺”:針對華為修改出口管制法規中的“直接產品規則”、全面封鎖華為的芯片供應鏈;以所謂“涉軍”和“人權”為由,將中國相關企業、大學、研究機構和個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借口“維護國家安全”,以封殺為要挾,強迫海外版抖音Tiktok出售或剝離美國業務……美國之所以如此執著,當然是因為大國戰略競爭是特朗普政府安全戰略的重心;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在美國戰略界和精英層,也已經是跨越黨派和利益集團的共識。如果聯系到美國的政治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保持互洽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政治國家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保障資本實現其逐利需求,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成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

        美國要保持其軍事霸權,必須以強大的高端制造業和技術的絕對領先(即科技霸權)為基礎。如果中國只是廉價商品的制造中心,政治上采用美國制定的模式、經濟上為美國做工業配套、安全上依賴美國保障,哪怕工業產值遠超美國也不會引起外部反制。但以華為為代表的一批中國企業和機構的崛起,意味著中國整體高科技發展和高端制造業的崛起,標志著中國正在從制造業大國向技術強國“升級”。

        在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中國已經突破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壟斷和圍堵。例如華為掌握了5G的核心技術,而5G很可能是未來技術和工業世界的中心,在美國看來有助于中國贏得工業互聯網時代的主導權;同時,華為拒絕上市,這種企業文化抵制了美國與跨國金融資本聯手對其進行操控的可能。對此,美國當然要充分利用其在半導體制造設備和制造材料相關技術方面的國際壟斷地位來扼殺華為。

        更重要的是,華為背后是龐大、完備、復雜和實際生產能力強大的中國工業體系。而美國的整體科技創新能力雖然超過中國,但從科技創新到實現工業生產之間的實際生產能力已經因長期以來的產業空心化而受到了很大限制。

        因此,美國動用國家意志和力量封鎖中國攀爬高科技高峰的根本動力在于,只有牢固捍衛美國的科技霸權,才能確保美國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保障資本實現逐利需求,才能不激化政治國家與資本之間的利益沖突,才能避免因內部分裂與權力分岔引爆美國霸權的危機。

        不確定的未來:多重博弈加劇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式世界體系的“去中心化”進程就已經為世人所知,美國霸權體系的內部分裂與權力分岔也開始讓霸權陷入危機。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世界“去中心化”進程將會加快速度,也將導致下述多重博弈的進一步激化:

        首先,主權國家與跨國資本之間的矛盾會加劇。經濟全球化改變了包括美國在內的主權國家和跨國資本之間的“公-私”關系,主權國家對資本的監管能力和意愿都趨于衰減,經濟主權被經濟全球化所削弱。疫情危機讓世界多國深切體會到經濟主權受限給國家安全帶來的威脅,例如特朗普表示“趁著疫情要把制造業搬回美國”,馬克龍也主張在新冠疫情危機解除之后重建“法國和歐盟的主權”。

        但是,各國試圖加強國家經濟主權的行為,勢必會激化主權國家與跨國資本之間的矛盾。正因為資本從美國市場獲得的回報率和盈利能力持續低迷,才有了跨國金融資本將消費資料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價格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為了盡快走出疫情危機,美國與其他國家不得不為流動資本展開更激烈的競爭。如此一來,流動資本必然會向這些國家強行規定幫助其獲得權力的條件,通過某些迂回的機制,例如操縱選舉、組織慈善活動等,轉化為對政治權力的限制或操控。

        其次,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矛盾會加劇。美國目前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問題背后的一根主線,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較量。實際上特朗普的當選和特朗普政府的諸多議程設置背后,都體現出產業資本對金融資本獨大的某種反彈。但是,特朗普也深受美國金融市場運作的影響,因為金融市場的波動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財政收支和各項公共政策,也決定了美國民眾的私人財富水平,進而會直接影響其支持率和連任可能性。

        新冠疫情危機使這兩種資本的矛盾進一步凸顯,2020年美國大選某種意義上不再以“精英-民粹”“建制-反建制”的區隔為最顯著特征,而是美國“全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路線之爭的集中體現。如果說特朗普代表著愛國主義(孤立主義),那么拜登就被視為全球主義者最后也是最好的希望,因為拜登認為:“我們將堅定地恢復世界秩序——這是美國的責任!”

        再次,中國與境外資本之間的利益沖突會加劇。資本的本能是逐利性,為了逐利就具有當然的排他性。中國消費市場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以美國資本為代表的境外資本既被中國市場所吸引,又不滿于中國企業占據中國國內市場能力的迅速成長。中國的內外資待遇趨于一致化,又使得外資基于各種外商優惠政策而長期享有的高盈利性的能力和預期都在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國既是重要的資本流入地,也成為重要的資本輸出國。中國資本和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迅速增強,不斷沖擊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對世界市場的壟斷權和定價權。不難預見,未來美國利用《反海外腐敗法》長臂管轄處置中國企業的案例會激增。

        最后,大國競爭會日益激烈甚至殘酷。米爾斯海默認為中美不能指望靠經濟依存關系避免沖突,雖然美國霸權遭遇危機,但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遏制中國都不會停息。因為既然內部結構性矛盾難以解決,美國就只能訴諸外因或樹立一個共同的敵人來轉移國內矛盾。自2019年開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競選活動中都將中國作為抨擊對象,都試圖將對方黨派描繪成“對中國友好”的軟弱者,就印證了這一點。

        今后,美國勢必將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使中國內部和周邊地區的局勢復雜化和混亂化,推動其他國家與中國發生各種雙邊或多邊爭端。各國受困乃至受害于這種混亂秩序之時,對建立或者維護某種秩序就會存在共同需求或共同利益。這時候,美國通過將自己“定位”為世界各國的安全利益保護者,對抗中國的新“霸權”地位,就有可能從中獲得巨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利益。也許,這才是美國精英層所共同認可的維護美國霸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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