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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六益|社會主義主人翁的政治塑造(1949—1956)

      邵六益 · 2020-09-27 · 來源:開放時代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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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國成立之初,隨著對民族資產階級改造的進行,工人階級所面臨的核心矛盾轉變為與企業管理者的關系,借助勞動紀律、勞動競賽等活動塑造了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回答了為什么需要更為努力地勞動等問題。

        【內容提要】新中國成立后,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但具體的工人并不一定具備主人翁的政治素質。如何將工人從被壓迫的勞動者塑造成國家的主人,需要在政治實踐中鍛造主人翁的品格。共和國成立之初,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對立依舊存在,借助“勞資兩利”等政策的宣傳與運用,國家重塑了工人階級的革命勞動倫理,在私營企業中勞動同樣是光榮的服務大局的行為。隨著對民族資產階級改造的進行,工人階級所面臨的核心矛盾轉變為與企業管理者的關系,借助勞動紀律、勞動競賽等活動塑造了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回答了為什么需要更為努力地勞動等問題。社會主義主人翁不僅意味著私法上的權利,更是公法上的光榮職責。從勞動者到主人翁的政治塑造,乃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然步驟。社會主義主人翁身份背后權利義務的復雜結構,對于今天的很多改革仍舊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勞動 工人階級 主人翁 社會主義

        一、問題的提出

        工人階級在法律上有兩種形象。首先,工人階級是國家的領導階級,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到歷部《憲法》都在正文第一條確認了這一地位,《工會法》為此提供了具體的制度保證。其次,工人是勞動關系中的一方當事人,是合同相對人,其地位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中得以體現。也就是說,工人階級有著“兩個身體”——公法上的社會主義主人翁和私法上的雇傭勞動者。近些年來,工人階級的公法身份正在淡化,逐漸從崇高的主人翁回歸為普通的雇傭勞動者,工人抗爭也從政治呼號轉為法律維權。(程秀英,2012)然而,法律武器有時候并不可靠,一些地方的基層干部對轄區內的維權行為缺乏應對能力,以各種手段化解群體性事件以維穩,迫使工人采取法律之外的維權手段,個別工人甚至以死維權或尋求解脫。(Pun and Chan, 2012)不僅如此,工人在私法上的地位有時也得不到尊重,中國用工形式中的主體部分是“非正規就業”:工人們無法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游離在法律及“五險一金”體系之外。(黃宗智,2009)很多企業的工會不為工人提供保障、爭取福利,反而與企業主一起控制工人,“企業主組建工會”“不顧工人意愿”成為普遍現象。(王賢森,2005)

        這些悖論現象受到海外研究者關注,“工人國家的失業工人”挑戰了官方的主人翁敘事(Gold et al., 2009)。雅基·希恩(Jackie Sheehan)發現中國工人幾乎參與了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所有重要的反抗運動。(Sheehan, 1998:228)蔡翔發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出現了某種危機,“主人”形象消失,下層群眾再次蛻變成現代意義上的合格勞動者。(蔡翔,2010:388)汪暉也曾以揚州某國企改制中的工人安置問題為例,展示了主人翁地位的衰落趨勢。(汪暉,2008:275-364)馮象對新時期廣東地區工人運動的政法邏輯進行分析,揭示工人在科層化法制中的失語。(馮象,2018:76-97)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悖論現象引發我們對國家、資本、勞動的再思考,更要求重新認識中國工人的地位。核心問題在于,工人階級到底還是不是我國的主人翁?勞動是否還如過去那樣光榮而神圣?答案毫無疑問是肯定的。就在不久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專門發文,要求在大中小學加強勞動教育,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新時代勞動觀。關鍵是如何理解工人階級身份的上述變化?本文認為,這種變化是長時段的,也是分階段的,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需要回到共和國成立之初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構建之中,歷史性地分析社會主義主人翁背后的具體含義。

        勞動不僅是公民與企業之間的私事,還涉及國家的政治倫理、公民的人權保障等問題,如有學者借助黑格爾的政治承認的理論,認為勞動奠定了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進而形成了不同于他國的國家倫理。(王旭,2010)其實,新中國的勞動倫理不是黑格爾唯心主義式的承認政治,而應該回歸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顛覆了資本主義的政治邏輯,將勞動而非資本作為社會建構的基礎,人們通過勞動為自己正名,而非如資本主義精神那樣通過此世的財富來證明來世的得救。這背后固然有“主奴辯證法”的影子,但工人階級領導的核心理據在于他們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最現代的社會組織形式。本文將以1949年—1956年期間的政治法律實踐為例,分析工人階級概念背后的光榮使命,進而探討主人翁的政治塑造。這種回溯性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改革開放后的許多討論都能夠從中找到影子或跨越年代的回應,如20世紀90年代物價改革中所涉及的按勞分配等問題,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討論有著內在延續性(成致平,2002);再如最近在統戰理論中提出的“民營企業家是自己人”的命題,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恢復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討論等(國務院國資委黨委,2020),都讓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之初關于民族資本家問題討論的影子,這些都使得本文的討論具有了現實意義。

        二、重塑革命的勞動倫理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階級利益始終高于某個群體的利益,工人被解放后需要教育,被壓迫者在被動員起來之后并非對之放任不管,而是需要以無產階級的價值觀去規訓。無論是被解放的婦女、農民還是少數民族,都要匯入無產階級革命洪流之中,以革命的理想來限制和重新塑造他們的政治訴求。(黃文治,2013:18;胡贛棟,2014:35)這種革命精神顯然是由工人階級來承載的,工人階級的主導地位構成了新中國憲制框架的基石。但是,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并未成為領導者,仍然要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接受剝削”,如何去解釋“受剝削的主人翁”這一悖論現象?這是否違反了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預設?原本工人們對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政治地位、經濟狀況的提升有很強的期待,1949年國家在城市并未進行農村式的徹底改革,“勞資兩利”政策也給很多工人帶來困惑:這是否在掩蓋資本家的繼續剝削?當時對這些挑戰的回應具有代表性,除了勞資協商會議等緩解沖突的機制外,最重要的是訴諸“革命的勞動倫理”——在資產階級企業中的勞動被賦予了革命的性質,也是光榮的事情,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同樣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

        (一)資本主義企業中勞動也光榮

        《共同綱領》確認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基本經濟政策,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之下,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分工合作;在此后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對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贖買”政策,勞資矛盾并未采取革命的方式解決。因此,作為主人翁的工人還得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勞動,接受一定程度的剝削,“受剝削的主人翁”現象提出了理論上的難題。這種矛盾現象既非中國獨有,列寧發現在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定時期內,勞資之間的對立和共存必然是存在的(列寧,2014:164),也非新中國成立后才遇到,在陜甘寧時期,邊區政府在大生產運動中需要借助資本主義的力量,勞動的工人是否受到資本家的剝削?邊區政府發展出“革命的勞動倫理”學說——勞動并不是接受資本主義剝削這么簡單,反而是革命的表現;工人參與勞動不是為資本家貢獻剩余勞動,而是服務革命。(游正林,2017)借助資本主義發展生產的需要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繼續存在,革命的勞動倫理在也繼續發揮作用。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失業會引發嚴重社會危機,中央政府希望各個工廠、商店維持經營,盡一切可能堅持生產,不到萬不得已,不可以停工、解聘工人,以便能夠最大限度地吸納就業。1949年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關于勞資關系暫行處理辦法》第八條規定:“所有工廠商店已開工復業者,須努力經營;未開工復業或未完全開工復業者,須力求開工復業;如因不可克服的困難而不能開工復業或須歇業轉業者,須向人民政府申請批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a:42-43)解放之初的上海由于受到經濟封鎖和軍事轟炸,失業工人大大增加,中央不得不撥四億斤糧食救濟失業工人,并號召人民解放軍每人捐一斤米作為失業工人救濟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120,123)政務院在1952年7月還專門出臺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勞動就業問題的決定》,要求一切公私企業都應積極發展生產和營業,不得隨意停業減員,“某些企業即令一時發生困難,也應從積極發展生產和營業中來克服本身的困難,不得從解雇職工上想辦法,以保障職工利益,避免增加失業”,確實無力經營的企業經過批準才可停業,而且“如將來再擴大營業或復業時,應盡先使原職工復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c:287-288)

        國營經濟不可能將所有人一下子全部包下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是一件互利雙贏的事情,所以黨和政府一再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是分階段的,不能一蹴而就,“私營工商業是會長期存在的,我們不可能很快實行社會主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9a:61)盡管新中國未來的目標毫無疑問是要走向社會主義,但是不急于從資本家手中收回企業,對于那些一開始就準備向黨和國家獻出企業的民族資本家,政府并未接受。對于民族資本家的“獻廠”行為,周恩來表示,“和平轉變,是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而且要轉變得很自然,‘水到渠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c:398-399)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中,有很多工人不愿意在私營企業工作,認為“在私營企業中工作沒有前途”,“在私營企業中勞動不光榮”,因此需要工會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使得私營企業的工人也能夠為自己的工作自豪。

        既然民族資產階級企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那么在這些企業中勞動自然也就是值得鼓勵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在一份指示中要求,工會需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其中關鍵在于訴諸革命的勞動倫理,“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工人們在那種主要地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企業內做工,在那種受國家和工人群眾監督的資本主義企業內做工,這是和解放前在資本主義企業內做工的情況有很大區別的;雖然是在資本主義企業內做工,但既然主要地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做工,并能夠經過各種不同的適當的形式去監督資本家遵守國家法令和國家財政經濟紀律,所以,這也正是為國家服務,為人民服務,是和國營企業中的工人同樣光榮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a:334)換句話說,接受了私人資本家的剝削沒關系,在私營企業中同樣是為國家服務的,也是符合社會主義的要求,在資本主義企業里勞動同樣是光榮的。

        (二)服務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人依舊受到剝削,但這種剝削不同于過去,這是號召工人們繼續在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中勞動的直接原因。私人企業的生產固然會給資本家帶來利潤,同時也在為國家積累財富,給工人提供生計;對民族資產階級應該有斗爭,但是必須是團結加斗爭,以便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9a:49)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一度被認為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兩面性——在建設時期表現為具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毛澤東,1977:365),也因此在后來的改造中采取了和平贖買的方式。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要放任民族資產階級對工人進行剝削,而是要不斷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淡化其剝削的性質。國家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針,除了“勞資兩利”之外,還需要注意限制與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顯然是低于工人階級的。

        在公私關系中,一定是以公為主,避免私人資本主義自由發展壯大。盡管資本家可以獲得利潤,但要受到下述兩條限制:第一,不允許非法的利潤,只能是合法的利潤;第二,不允許過分的利潤,只能是合理的利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a:83)同時還有一條未曾言明的限制,除了已經涉足的領域之外,民族資本家進入新的行業需要經過審核,其產業布局必須是以配合國有經濟為主。1949年年底,上海的私人資本家姜福霖曾希望去東北投資從事以下業務:第一,經營大石橋鎂礦;第二,辦一個金屬加工廠;第三,辦理國際貿易,從東北向外出口大豆、鐵砂、煤、鎂,換回其他物資;第四,建造糧倉。中共中央東北局認為只有第二項是可以允準的,因為國家在這個項目上的水平不高,讓私人資本進來有助于發展經濟。其他三項都被否定了,鎂礦國家已經在做了,而且是國家資源,利潤大,不該給私人;出入口貿易很早就是國家做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東北對貿易采取的是國家管制經營,私商再進入對國計民生不利;糧倉情況也差不多。私營資本的發展,不能影響國家已經開發或者準備恢復的國營企業,這一思路得到中央肯定。(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a:39-41)

        國家還區分了工業資本家與商業資本家,根據不同類別資本家對經濟的不同作用施以區別性政策。中央在一份當時要求不公開的報告中提出,“應該把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加以區別對待。對前者是團結的方針,對后者則是免不了要和他們競爭的”。工業資本家能夠直接有利于生產、有利于消費、有利于就業,尤其是合作總社與之是上下游的合作關系,不存在直接競爭;商業資本家則不同,它們與國營合作社所承擔的職能太過接近,因此一定要限制商業資本家的中間剝削,斗爭就必不可少了。(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d:14)限制資產階級剝削的關鍵是處理好國家、企業、工人的關系,在勞資關系上就是要處理好企業主與工人的關系,兩者之間有著微妙的平衡關系,一旦企業無法繼續經營,反過來工人也會跟著受損失,因此國家在多份文件中提出要限制工人工資的漲幅。

        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對立沖突,并不單單在民族資本主義的企業中才會遇到,在“國家資本主義”中也是如此。“國家” + “資本主義”的創造性轉化,規避了意識形態上可能的質疑,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形式服務于更高的政治目的。從生產過程來看,國家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并沒有太大的差別,不同之處在于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在于夯實社會主義的基礎,借助國家資本主義的橋梁作用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企業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樞紐,其特殊之處在于它們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種方式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和合作的、受工人監督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這種資本主義企業,已經不是解放前的那種資本主義企業,它們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資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圖……這種資本主義,已經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資本主義,即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它帶有若干社會主義的性質,有幾種程度不同的情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9a:286-287)在對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一份文件的批語中,毛澤東認為,當時中國的大部分的資本主義經濟都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并且與各種國營社會主義經濟相聯系,受到工人監督,因此這種資本主義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種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資本主義對工人和國家都是有利的。(毛澤東,1977:88)對社會主義有利,是資本主義得以存在的根本理據,不僅工人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勞動是光榮的,資本主義企業在社會主義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即便如此,資本主義最終還是要被改造的。

        (三)資本家的社會主義轉化

        雖然民族資產階級有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一面,但是其自身局限性不可忽視,尤其他們與過去的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買辦的經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新中國成立后也發生了很多行賄、欺詐、謀取暴利、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危害人民利益、腐蝕國家干部等行為。1952年,國家對民族資產階級、富農的立場已經發生改變,開始將民族資產階級作為國內斗爭的主要對象,富農也不得保留黨籍——除非自我改造成農民階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c:202-204)毛澤東指出,在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被消滅后,國內的主要矛盾就已經轉變為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不能再將民族資產階級視作中間階級了。也就是說,盡管承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但是對其“利用、限制、改造”的基本方針是不能改變的,否則就要犯錯誤,將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同等對待,稅制中的“公私一律平等”就是一種資本主義傾向的錯誤。(毛澤東,1977:90-94)

        在近代史研究中,不少人質疑國家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政策,對被消滅的民族資本家多心懷惋惜(趙晉,2014);黨內高層中也有不少人認為,社會主義過渡實行太早,“對過早拋棄新民主主義不無惋惜”。(蕭冬連,2014:6)其實,新民主主義本來就只是一個過渡階段,目標指向社會主義,這也是民主黨派都有共識的——早在制定《共同綱領》的時候就有民主人士主張寫入社會主義前途,周恩來在解讀《共同綱領》時表示,社會主義前途是毫無疑問的、肯定的,“但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現在暫時不寫出來,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鄭重地看待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8:391)對于共產黨人來說,最終消滅階級、消滅無產階級政黨、消滅國家機器,都是其綱領的應有之義。當然,工人階級的統治不是被推翻的,而是自我消亡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有過精辟論述——無產階級取代資產階級需要通過暴力革命,而無產階級及其政權的消亡則是自發的。(列寧,2015:16-23)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對于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么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于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毛澤東,1966:1406)

        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消滅一個階級,并不是要從肉體上消滅。中國共產黨對階級身份的看法從來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向前看的發展的觀點,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消滅,恰恰是要將他們培養成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實現階級身份的轉化。身份轉換的關鍵在于勞動,1950年頒布的《土地改革法》第十三條規定,“農村中的僧、尼、道士、教士及阿訇,有勞動力,愿意從事農業生產而無其他職業維持生活者,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還鄉的逃亡地主及曾經在敵方工作現已還鄉的人員及其家屬,有勞動力,愿意從事農業生產以維持生活者,應分給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更為細致地規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從政府法令,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營,沒有任何反動行為,連續五年以上者,經鄉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縣人民政府批準后,得按照其所從事之勞動或經營的性質,改變其地主成分為勞動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老解放區的富農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合于上述條件滿三年者,亦得以同樣的方式改變其成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a:406-407)不僅如此,國家還會考慮被改造者過去的身份,尊重其特殊性盡量安排適合的工作。仍以農村的地主階級改造為例,由于地主群體通常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在界定他們的“勞動”時可以不同于普通人,會根據他們的特長予以優待。中共中央專門發文界定已完成土地改革地區的地主參加勞動生產及就業問題:地主愿意要土地從事生產的應允許,也允許改造后的地主去教書、做生意,甚至底財也可以保留以便于他們做生意。(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b:259)

        對剝削階級進行改造不是為了肉體消滅,而是為了強迫地主階級、資本家參加勞動,將他們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通過強迫勞動的方式重新賦予身份與自由,這與盧梭所說的“強迫自由”頗有印證之處。(盧梭,2003:24-25)“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愿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也對他們做宣傳教育工作,并且要做得很用心,很充分。”(毛澤東,1966,1413-1414)階級身份“主體性轉化”的判斷標準既在勞動與否,更在精神氣質上的轉變,這在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上體現得特別明顯。1951年,周恩來給北京大學以及京津兩地其他高校師生做了一場關于知識分子改造的報告,將其主旨便在于幫助知識分子脫下地主階級或資產階級家庭的外衣,成為一個“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問題、處理一切問題”的知識分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b:441-448)

        在社會主義改造中,其過渡形式是國家資本主義,其核心技藝是階級重塑,即致力于人的階級身份的轉變而非肉體消滅。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勞資對立已經不是阻礙其實現主人翁地位的主要問題,參加企業管理、職工生活、內部團結與教育、企業中的黨團工會組織問題變得重要。工人階級所要斗爭的對象更多是管理過程中的官僚主義,這是本文接下來所要討論的問題。如果說協調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關系,維系“勞資兩利”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在工人階級與民族資本家之間的維系平衡的話,那么處理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中工人與管理者的關系,則是為了化解企業管理乃至公共生活中的官僚主義。

        三、培養工人的主人翁精神

        消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之后,勞動者之間依舊會產生不平等——基于管理所產生的官僚主義。1951年的五六月間,借助毛澤東的矛盾論原理,劉少奇對新中國成立后工廠中主要矛盾問題進行了闡述: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建立起來之后,工廠已經收歸國有并進行了民主改革,國營工廠中是沒有階級對抗和剝削關系的;管理機關與工人群眾之間的矛盾,即國營工廠內部的公私矛盾成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2005:409)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基于分工的需要會有管理者,管理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如果‘主人’在實際的工作和生活中始終處于一種被管理或治理的狀態中,那么,所謂‘主人’話語也即文化領導權又究竟該如何確立?”(蔡翔,2010:300)在勞動過程中可能會產生兩種傾向,一線勞動者可能會怠于努力,而管理者可能會遠離勞動;兩者對立的加劇便會產生工人罷工。通過訴諸人民內部矛盾的解釋進路,化解了工人罷工的政治意涵,使得勞動者之間的分歧被限定在社會主義內部,將新中國成立后的工人運動吸納到官方話語之中,維系了社會主義的政治邏輯。社會化勞動過程也需要有紀律,工人階級的自我修養是遵守勞動紀律的保障,勞動競賽便是一種激發工人階級忘我熱情的運動式勞動方式,甚至能夠讓工人在短時間內體驗共產主義勞動過程的幸福;另一方面,國家也通過各種形式要求管理者參與勞動,避免他們脫離勞動者的本色。借助勞動競賽和干部勞動,宣揚和加強社會主義勞動紀律,提升勞動者的自我修養,為實現社會主義提供了社會基礎。

        (一)依賴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紀律

        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這是對共產主義階段的美好期待,“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勞動將從‘沉重的負擔變成愉快’,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b:614),但這是未來才能夠實現的。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生產條件很差,勞動不太可能是一種令人享受的體驗。而且,當時的工人并不具有很高的素質,從農村招來的工人在過去的生產中缺乏精確的時間觀念與和紀律意識,在勞動中出現了各種不遵守勞動紀律的事情,偷懶、偷工,甚至伴有偷竊惡習。(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f:309)李懷印團隊在他們的訪談中也發現了這一點。(李懷印、黃英偉、狄金華,2015)遇到比較艱苦的環境時工人就會逃跑,如某鋼鐵廠1960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僅1961年前四個月就有1700多名工人跑掉,這種現象在當時并非個例。(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k:508)因此,需要明確遵守勞動紀律的重要性,但社會主義勞動紀律不同于過去那種壓迫、剝削工人的條條框框,遵守社會主義勞動紀律是工人的基本功,更多依靠工人的自我修養而非外在強制去貫徹。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1953年的一份總結中概括了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特殊性:不是壓迫人的紀律,而是建立在工人階級自身覺悟提高的基礎上的。“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也都有它的勞動紀律,但是那種所謂勞動紀律是依靠棍棒、皮鞭、饑餓、失業等手段來強迫勞動者遵守的,是對勞動者的凌辱與摧殘。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勞動紀律則是依靠廣大職工群眾的自覺精神來維持的。這種自覺的勞動紀律的基礎就是國家利益與職工個人利益的一致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a:324)而且,黨和國家號召工人遵守勞動紀律,其出發點與資本家是完全不同的,盡管“他們(資本家)一致強調工人階級要遵守勞動紀律,樹立新的勞動態度”,但是資本家“企圖抹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界限,借以掩飾他們剝削工人階級的實質”(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c:396),而這恰恰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是新政權必須堅持的。

        紀律而非壓制,勞動但自由,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特殊性凝練為光榮職責。“在我國,勞動是光榮、勇敢、高尚的事業,勞動紀律是建筑在勞動者自覺的基礎之上的”,進而上升為神圣義務,“嚴格遵守內部勞動規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員的神圣義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b:223)對于那些沒有能夠很好遵守勞動紀律的人,不僅面臨開除或降薪的后果,而且在道德上也被貼上了負面的標簽,因此要以教育手段使其主動承認錯誤。《國營企業內部勞動規則綱要》第十九條規定,“處分職工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全體職工,并教育受處分者本人,因此每一次處分均須書面通知受處分者本人,并向群眾公布。如有必要時,可在一定的會議上由犯錯誤者進行檢討,并正確地開展群眾性的批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b:223,227)對工人違反勞動紀律的處理不僅僅是強制性的處分,而是指向內心的教育,采用了檢討這種由外而內、指向內心世界的手段,檢討書是犯錯工人對自己的問題的懺悔,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模式下實現工人的政治覺悟的提升。

        懺悔本是一種宗教儀式,犯錯的信徒通過神父向上帝坦白,經過懺悔重新變成純潔的人,這與耶穌流血讓世人脫罪重新變成清白之身的道理一致,罪人因信仰而得到上帝的恩典并得以“救贖”,自我懺悔體現信仰的重要方式。(黃瑞成,2004:85)檢討書制度的核心就在于自己揭發問題,向組織坦白、交待,這顯然不同于今天法律責任的邏輯。按照形式主義的法理,承擔民事上的法律責任并不必然意味著道德上的否定評價;即便刑事上的懲罰帶有道德上的附帶后果,也不以犯罪者的認錯為要件,無口供也可以定罪。現代法治的治理邏輯要求懲罰從道德哲學上的善惡之辯轉變為理性的經濟計算,中國當代法治的興起經歷了從批斗會到通過刑罰的治理的轉變。(強世功,2009)違反社會主義勞動紀律后的檢討、懺悔,需要放在“人的改造”的話語下才能理解。工人是領導階級的一員,需要他們有更高的道德水準,犯錯之后不僅面臨懲罰,更要接受內心的改造;在內心世界的徹底反省之后,重新成為無產階級集體中的一員。

        既然對工人的要求靠的是主人翁的道德束縛而非暴力強制,那么對于那些不遵守紀律的工人,也不能采取過去那種粗暴的懲罰手段,只能內在地激發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精神。鞏固勞動紀律的根本方法只能是說法教育,而不能采取簡單粗暴的懲辦主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c:164)社會主義勞動紀律的推行依賴于自覺,這也是區別于資本主義勞動紀律的核心所在。對于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而言,保有崇高的精神狀態或許可以實現。但是,如果將這種要求擴展到普通人身上,則需要有一級跳躍或一層深入,“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特別的精神品質,如果要求所有人都具有這種品質,難免會遇到一個難題,即普通人性是否能夠承受這種精神品質”。(劉小楓,2015:135)國家并未過于樂觀地相信僅僅通過宣傳、強調勞動紀律的重要性,就能夠讓工人做到公而忘私,如在年終獎問題上,中央僅僅是鼓勵工人基于主人翁精神主動放棄,但是禁止強行統一、包辦代替。(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a:234)如果試圖將這種高尚的勞動紀律擴展到所有人,就必須有制度性的輔助措施,而不能停留在抽象號召上。

        (二)共產主義的運動式勞動

        工人為什么會自我約束、自我加壓、自我克制、提高生產水平?這種公而忘私的犧牲精神從何而來?需要從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來培育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精神:第一,從物質鼓勵的角度來說,通過工資制度的探索,研究實施適合當時階段的工資機制,以便工人階級的勞動能夠產生最大的效益,如新中國成立初期關于計件工資制與計時工資制的討論,逐漸從東北開始擴展到全國,確立了一種能夠提升勞動積極性的工資制度——計件工資制。第二,從精神塑造的角度來說,通過在各級工廠搞勞動競賽,培育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精神,激發勞動者的熱情,同時借助干部勞動制度,保持干部的勞動者本色。195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關于鞏固勞動紀律的決議》中指出,除了教育和工會的從中協調外,需要組織勞動競賽,在運動式的競賽中培育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精神——通過身體政治的方式,將共產主義精神注入工人之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a:327)

        “作為國家領導階級的中國工人階級,必須采取最有效的辦法來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因為只有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保證國家建設計劃的順利完成,才能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才能逐步提高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才能有效地捍衛祖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和平。為了迅速提高勞動生產率,全國工人階級必須以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來對待國家的建設事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b:64)中華全國總工會在這份1954年出臺的文件中的表述很有意思,當時還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國家卻要求工人以共產主義的態度去勞動。共產主義態度的培養并不是停留在口頭上,而是首先體現在勞動過程中,“空談是無補于事的。只有在勞動中才能養成勞動的頑強性、堅持性和為達到預定目的獨立克服困難的能力”;學生可以在公益勞動中去培養和體驗這種共產主義狀態,“學生的社會公益勞動是他們參加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特殊實習”。(包德列夫,1954:46)對于中國的工人階級而言,共產主義的特殊實習落實在勞動競賽中。

        “勞動競賽是共產主義勞動態度的一種具體表現,同時它本身就是一種最好的共產主義教育。勞動競賽可以根本改變人們對勞動的看法,使人們認識到新社會的勞動是光榮、高尚、勇敢的事業,使人們正確地對待勞動,正確地對待公共財物,克服工人階級隊伍中非工人階級的思想——小生產者以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勞動競賽也是一種群眾性的實事求是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借助于它可以打破因循守舊的觀念,突破一切束縛群眾前進的障礙,把蘊藏在工人階級內部的潛在力量逐步發掘出來。勞動競賽是工人階級創造能力的不竭的源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b:64-65)在共產主義階段,勞動應該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熱愛,所以勞動起來應該是忘我的熱火朝天——如同勞動競賽的樣子,借助勞動競賽可以讓人們在短期內體會共產主義勞動。通過表揚和獎勵勞動積極分子,讓普通工人認識到,勞動是一種光榮的事情,是國家鼓勵和支持的。勞動競賽在社會主義國家很普遍,蘇聯也曾借助勞動競賽來搞社會主義建設,而從中央蘇區時期開始,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競賽就表現出鮮明的社會主義性質與特征。(蔣自饒,1991:93)

        在勞動競賽中,通過運動式的勞動安排,激發工人沖天的勞動熱情。在這個意義上,勞動競賽所涉及的不僅僅是企業的生產活動,也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示范意義,是人們體驗共產主義的試驗田。時至今日,《憲法》第四十二條還將“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保留其中。當然,作為一種運動式的生產活動,勞動競賽難以持久維持,工人也不可能常年處在高度緊張的競賽之中,如何在運動與常態化、制度化之間尋求平衡?(林超超,2013)由于經驗還不足,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勞動競賽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如勞動強度大,突擊性和盲目性強,組織性和計劃性很低,最終導致了產品質量差、成本高,在勞動保護和技術安全上也存在較大的隱患。隨著民主改革的推進和勞動競賽經驗的豐富,勞動競賽的形式、條件、評比和獎勵都有了更多的詳細規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b:68-70)

        勞動者能夠在勞動競賽中體驗共產主義,那些不在生產一線,也不直接參加勞動競賽的干部該如何對待?如何避免管理者蛻變為勞動者的主人?對一線工人要以勞動競賽等方式去鼓勵,對于管理者則需要將他們拉回到生產一線——像普通勞動者一樣去勞動,至少要定期地體會勞動。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專門強調要“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干部“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9b:378)1958年黑龍江省委報告了北安國營慶華工具廠發展出的干部參與勞動的嘗試,中央對此高度肯定,要求在全國一切具有條件的工業企業中加以推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b:277)短短半年內,全國就有近百萬名干部下放到農村或者廠礦企業去勞動,效果很好,“大大地增強了黨、政府、軍隊、人民團體以及很多企業、事業機關同勞動群眾的聯系,有效地改進了干部的思想作風。由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以普通勞動者的面貌在群眾中出現,因而進一步改善了干部和群眾之間的關系,提高了廣大勞動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加強了他們對于干部的信任和愛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b:510)

        (三)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罷工運動

        國家在政治上確認了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但他們的生活條件并不能馬上得到改善,如建筑工人在普遍實行的轉包中被層層盤剝,北京出現建筑工人上訪請愿事件(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h:40),搬運工人因工作需要四處流動居無定所,生活困苦。(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h:55)這些困難也導致罷工事件增多,中華全國總工會的一項不完全調查的統計結果顯示,1957年1月至6月間罷工企業占32.92%,參加罷工的職工占56.79%。(高愛娣,2012:6)罷工是一種政治運動,是工人反抗壓迫、追求自身主人地位的激進表達。新中國成立后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國家的主人,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代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廠中卻出現了大規模罷工,這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產生了問題——相較于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反對運動,中國共產黨更為在乎工人的抗議。(Sheehan,1998:2)解決這一問題的努力首先體現在對罷工的定性上:“鬧事”。

        “罷工”是具有政治意味的中性詞,“鬧事”本身是一個貶義詞,希望以此區別于東歐國家工人的政治抗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關于少數人鬧事問題”作為專門一節論述。其次,在對“鬧事”原因的歸結上避免了階級對立的視角,而是限定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之內。其實,在新中國剛成立之時,山東就發生了多起工人罷工事件,中央判斷這是由官僚主義和脫離群眾所導致的,進而指示“應利用歷次教訓對各地黨的工作,特別是工會工作加以切實檢查,嚴厲批判不依靠群眾、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責成各工業城市和地區的黨委應以搞好工會工作來推進生產為自己的首要任務”。(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a:213)195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總結中延續了同樣的邏輯,認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工礦企業中政治工作薄弱,存在官僚主義等其他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3a:326)也就是說,工人罷工的起因不是階級對立而是工作作風問題。

        隨著1956年—1957年罷工的增加,正確處理這一現象成為重要課題。1957年中央專門對罷工、罷課問題作出指示,在對罷工問題的闡述中不僅提及幾對常見的矛盾——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管理)、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并觸及社會主義階段的官僚主義問題,而且最終將罷工問題界定在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之內,“從根本的性質說來,人民群眾和他們的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屬于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的矛盾,而不屬于敵我之間的對抗性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a:154-155)工人的鬧事不僅不是政治運動,甚至鬧事的原因也不單是管理者的問題,而是由目前與長遠、局部與整體利益之間的內在張力所致,但兩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鬧事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中央在對地方類似事件的回復中,都確認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定性,如對長沙失業工人騷動事件的回復。(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b:221)既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此類矛盾的處理方式就不能是如臨大敵式的嚴防死守,而是以各種方式予以疏導,不能上綱上線,以處理敵我矛盾問題的方式去解決這種人民內部矛盾;從工人的角度來說,中央認為采取罷工方式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還會損傷人民利益,“一般地說,為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需要采取罷工罷課游行請愿一類的方式,采取這種方式,一般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提倡這類事件,而且應該力求防止這類事件”。(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4a:155)

        作為主人翁的工人階級,勞動既是一種權利,同時更是一種義務,在新中國成立后也是如此,作為主人翁的工人階級更應該繼續努力,不可以遇到困難或困惑就罷工,不能做對人民利益不利的事情,而是應該替人民分憂,為國家解難。“國家主人的地位,是最光榮的地位,也是最負責任的地位……現在我們工人階級站上了國家主人的地位了。我們應該使國家面目一新。我們應該首先替國家打算,替全國人民打算。我們要負起責任來,有計劃、有步驟地克服當前的困難,逐漸把貧窮破產的國家變成富強,把人民的饑寒交迫的生活變成豐衣足食,領導人民一直走向我們理想的幸福的社會,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我們必須做到而且一定能夠做到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2a:109)社會主義主人翁對國家的所有不同于自由主義之下的所有產權式的所有,盡管主人翁的所有模仿了“私人財產”所包含的對物的緊密關系,但是排斥的是“私有”意識的排他權威,“社會主義強調的是一種可以分享的擁有,其在情感投入上又要超過私有本身:主體對事物更有一種責任(而非任意處置)。‘愛社如家’或‘愛廠如家’正是這一邏輯的折射”。(朱羽,2018:90)

        在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作為階級矛盾的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的對立消失了,勞資對立被“國家-職工”關系所取代,這種國家與個人利益的一致性使得勞動作為一種光榮職責變得更強了,同時卻也導致職工民主參與的動力喪失,企業管理中的官僚主義問題愈發突出。(汪華,2012:42)如果說勞資關系是公與私的對立的話,那么在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與管理者的矛盾,更像是社會主義內部的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問題,歸根結底這還是勞動者內部的問題——管理者也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當然,解決國有企業中的工人與管理者的矛盾時,不能僅僅從教育工人克制、順服的角度入手,國家也借助制度性的方式去保障國有企業工人的主人地位,職工代表會議就是基層民主制度在國有企業中的體現。(汪仕凱,2011)新中國成立前夕,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天津召開的華北職工代表會議通過決定,開始在國營公營企業建立職工代表會議。1957年4月中共中央將職工代表會議改為職工代表大會,并對其職權做了更為細致的規定。(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i:250-251)從理論上來說,從“會議”向“大會”的轉變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在英美憲制話語中,“會議”(conventions)一詞具有非常規性、非制度性的創設性含義,而“大會”更多是法律框架內的話語。(阿克曼,2012:187-189)在職工代表會議時期,其職能主要在于動員職工參與政治活動,合法性邏輯占據主導,而1957年之后設立的職工代表大會的主要職能在于促進生產,這種效率邏輯在改革開放后成為主導性原則。

        四、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塑造

        勞動不是識別主人翁的唯一標準,作為主人翁的工人階級在德性上也有特定的要求,就此而言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現實不容樂觀。1958年,全國新增加職工1900多萬人,其中300多萬人是由手工業工人和小商販轉化的,1000萬人左右是從農村招收的農民和青年學生;這1000多萬人從經濟上來說已經是工人,但是從政治和思想上來說并沒有具備無產階級的精神氣質:“大量的農民、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進入工人階級隊伍以后,帶來各種各樣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和作風。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參加工業建設時抱有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的打算,進入工廠以后,表現也就不很好,不愿意服從領導分配,挑剔工作,嫌臟怕累,或計較生活待遇,不習慣比較緊張的勞動,或自由散漫,不遵守勞動紀律,甚至不安心在工廠工作。特別是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的,往往還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著剝削階級思想影響。”(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j:132)具備工人的身份不代表就是合格的工人階級的一份子,對于剛剛進入工廠的新工人來說,他們的出身復雜,需要進行教育與整頓,以去除其原先的非無產階級的品質,進而成長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

        工人身份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已不易獲得,但是工人階級的身份則更難達致,是一件需要不斷教育和塑造的事情,還需要“洗洗澡”“治治病”,開展群眾性的自我教育運動。林超超通過對1952年上海私營工廠的民主化運動的研究發現,新政權利用訴苦、交待、典型示范等技術,改造舊工人,去除他們身上的舊習氣后,將他們轉變成“工人階級”。(林超超,2010)從工人到工人階級,這一社會主義主人翁的塑造過程,是一個普遍性命題而非特殊個案。歐樹軍認為現代政治面臨的最大困境便是如何將多樣化的人塑造成人民。(歐樹軍,2015:65)在合眾為一的同質性塑造中,民族、宗教或階級都是重要標準,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無產階級同質性,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政治實踐提供了重要指導。無論是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還是對工人階級的培育,都是在夯實社會主義的社會基礎——無產階級同質性,用無產階級的兄弟姐妹之情粘合民族之間、群體之間、性別之間的天然差異。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塑造至關重要,他們既是個體的勞動者,也是整體的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工會提供了工人階級在上述兩種身份之間進行流轉的制度手段,一方面工人階級的主體地位、領導身份借助工會得以體現,另一方面個體工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和基本權利——工作機會、工資的穩定性——也都借助工會去維護。

        1950年新中國頒布了第一部《工會法》,這是在1954年《憲法》之前頒布的法律,對于打造社會主義的群眾基礎意義重大。《工會法》賦予了工會兩個層面的使命。首先,工會是體現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基本制度,是落實《共同綱領》第一條“國體條款”的細則。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不是懸空存在的,而是建立在具體的權利束之上的,《工會法》對國營及合作社企業、私營企業中的工人的各項權利都進行了列舉。其次,工會也是號召工人積極勞動的重要協調機制。中華全國總工會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前三年的工作時,將其主要貢獻定位在政治工作上。(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g:194)同樣還是在這份報告中,在安排1952年后半年的具體工作時,第一項就是“開展速成識字運動”以塑造社會主義新人。掃除文盲是新中國成立后的重要政治工作,工人掃盲運動對于提高政治素養、專業水平,尤其是喚起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意義重大,掃盲也具有重塑新的功能。(張曉俊,2019;中國掃盲教育研究課題組,1997)

        工人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并不一定成熟,工會代表的是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某些人的短視的訴求,因此工會不是工人訴求的簡單傳聲筒,而是要發揮其對工人的教育作用。工會不能將抽象的工人階級利益凌駕于黨之上,否則就要犯“工團主義”的錯誤,1951年12月2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全國總工會工作的決議》,對李立三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主觀主義的錯誤進行了糾正和批判。(游正林,2011)工會是“無形的學堂”,是培育工人階級的搖籃,黨的領導下的工會成為抑制工人自發性的機制。1950年頒布的《工會法》第九條做了非常細致的規定,要求工會承擔起教育工人的職責。1961年頒布的《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第九章專門做出了規定,其中第五十八條有總攬性要求,“應當使工會真正成為黨在企業中聯系群眾的有力助手,真正成為吸引全體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的群眾組織,真正成為共產主義的學校”。“成為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工會教育職能的精煉概括,因此才有學者認為工會是無產階級政黨與群眾聯系的樞紐,工會“是一個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較為廣泛的、極為強大的無產階級機構。黨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同本階級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唐亞林,2019:7)

        當然,工會并非天然地就能夠擔此大任。舊中國的工人大多來自破產農民,他們在進入城市后備受盤剝,又失去了鄉土社會的庇護,紛紛投向幫會組織,工會與舊社會的幫會聯系密切,舊工會的利益訴求較為狹隘。新中國成立后,不少企業的工會中還遺留了國民黨時期的活躍分子,他們在激進的“勞工騷亂”中發揮著重要的消極作用,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培養工人的集體意識就需要打消幫會思想,組建真正的工會,以便“把工人階級從為幫會謀利益的狹隘思想轉變成為整個工人階級謀利益的集體主義思想”。(陳書紀,2014:83)在這個意義上,工會自身也需要經歷一場社會主義的改造。總之,從“自在”向“自為”的轉變是中國工人階級覺悟的重要體現,階級的自我認同是區別于群體而成為一個實在階級的重要標準(田彤,2014:157-168),這種轉變和塑造過程也被理解為工人階級作為政治階級的形成。(汪仕凱,2016:131-166)

        五、結論與討論

        現行《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有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國家提倡公民從事義務勞動。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必要的勞動就業訓練。”這與《憲法》第四十三條(休息的權利)、第四十四條(退休的權利)一起構成了中國的勞動權條款。從條文上看,《憲法》第四十二條存在多重張力:勞動既是權利又是義務,既是公民的光榮職責又是國家的積極義務;該條還有許多當下很少見到的,帶著時代印記的詞匯,如“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義務勞動”“光榮職責”。不僅如此,現實中一些問題也引出條文之外的困惑,如第四十二條提到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員工是國家主人翁,那么私營企業員工是不是國家主人翁?

        對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理解和分析不能局限于《憲法》的具體條文,而應該回到社會主義憲制理論框架之中。勞動不僅僅是公民的個人權利問題,更涉及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立國基礎,通過界分誰是國家的主人翁來“區分敵我”,對勞動作為光榮職責的理解是區分人民與公民的核心所在。在改革開放以來知識界普遍的“去蘇俄化”浪潮中,自由主義在知識界占據主導地位。(邵六益,2019)經濟學論述中對產權的重視大大超過勞動本身,按勞分配在中國法律文本中的表述也幾近改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地位逐漸被邊緣化。(李響,2019)2020年出臺的《民法典》更是被法學界普遍看作私權保護的圣經,勞動關系并未納入體系之中。盡管官方在勞動教育的指示中一再肯定勞動的意義,但是勞動精神的生根除了政策宣傳外還需要有學術構建,一方面回答現實中按勞分配被邊緣化后的勞動的意義,另一方面還要對生產力高度發達的未來社會中勞動進行定位。列寧指出,按勞分配在社會主義階段必不可少,按需分配只有在遙遠的“高級階段”才有可能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勞動精神的衰落,相反恰是一種升華——勞動從謀生手段上升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列寧,2015:93-98)從中國當前的實踐來看,偉大中國夢的實現“根本上靠勞動、靠勞動者創造”,將來“無論時代條件如何變化”,崇尚勞動、尊重勞動者的基本立場都不可改變。(習近平,2015)

        當然,勞動者不僅僅包括工人,從政治身份來說農民也是中國勞動者的主體,而且農民問題不能簡單等同于另一個版本的工人問題。在中國的現代化中,農民并未經歷市民化的過程而直接由政黨理念和組織機制塑造為“革命群眾”,農民的社會主義塑造當屬另一個重要的學術命題。(劉小楓,2018:198-200)在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中國,主人翁的肉身不僅僅是城市中的工人階級,被壓迫的農民通過社會革命的方式被解放成為革命的重要動力。《共同綱領》更是確認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如何在諸多階級中保障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城市與農村、工人與農民的關系是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解決的一對矛盾(亨廷頓,2008:55-57),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現代化中也不例外,中國以“工農聯盟”的方式予以解決。(呂新雨,2016)農民曾被視為革命的領導階級,被稱為“半無產階級”。1951年4月《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認為,“中國革命在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同年7月的《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階級與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問題的解釋》將上述提法改為“中國革命在過去是城市和鄉村的工人階級和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并指出“中國革命今后更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這一說法遭到陰一剛、羅云路的質疑,經過中共中央華北局上報中央后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1999a:216-218)此后中共中央正式修正提法,確認“中國革命是中國工人階級領導的”,只有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不再使用半工人階級的農民的領導地位的講法。(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13e:457-458)因此,就社會主義主人翁的討論而言,工人階級的問題顯然更具重要性。

        工人階級作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是肯定的,國家不僅在《憲法》上確認了其政治地位,還從各個方面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更是突出強調“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工人階級是“建功新時代”的主人翁。(王滬寧,2018)然而,主人翁不僅意味著私法上的權利,更指向公法上更重要的使命,勞動的主人翁才符合社會主義勞動倫理的基本要求,這種權利與義務/使命的張力在本文分析的勞資關系、勞動紀律、勞動競賽、罷工等問題上體現出來。從政法體制變遷的角度來說,重訪共和國之初的政治實踐,具體地分析工人階級的兩重身份,才能夠理解為何工人階級的身份發生了從公法到私法的變遷,進而為新時代重新定位工人階級的政治身份提供一種借鑒。在這個意義上,本文所討論的工人階級主人翁地位的政治塑造具有了重要意義,只有在歷史中重新梳理并界定工人階級的公法地位,才能為后續討論提供一個框架與基礎。

        邵六益: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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