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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陀憶《讀書》| 有過一個溫暖的編輯部

      李陀 · 2020-09-24 · 來源:保馬公眾號
      收藏( 評論() 字體: / /
      真正的思想分歧,其實都是立場上的根本分歧,是對立話語體系、對立意識形態的激烈的不可調和的沖突,一旦在思想戰場上拔刀相向,互相辯駁沒有問題,但究竟是非,如何可能?“亂打一鍋粥”是難免的,甚至是必然的。九十年代的很多亂打一氣,火藥味十足的文字,也都很可貴。至少,和當下一個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彼此都知道去找誰的額頭來磨自己的刀。

        保馬編者按

        伴隨著“市場時代的形成以及由此產生的復雜巨變”,《讀書》雜志從七九年的創刊一路走來,彈指間已有卌載光陰。李陀老師懷念記憶中那個溫暖的《讀書》編輯部,卻也看到在那異端并起、雜念叢生的年代,《讀書》港灣停滿了各自異志的船只,這其中彰顯的思想分歧實則是不可調和的立場沖突。誠然,九十年代的很多文字亂打一氣,但恰恰是火藥味十足的它們將“現代中國”的議題推至風口浪尖,而且“和當下一個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彼此都知道去找誰的額頭來磨自己的刀”。或許,我們亟需認清新自由主義發展的當下現實,同時將分歧背后的根本問題置于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中,實事求是,在思想層面上進行批判與自我批判,才能使知識生產真正碰到時代的“難題”。

        “保馬”今天推送李陀老師的《有過一個溫暖的編輯部》(原文出自《我與<讀書>》,三聯書店,2020年,參考本期“每日一書”),希以藉此紀念和反思《讀書》給我們留下的思想遺產。感謝李陀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自世界上有編輯部以來,有沒有一個編輯部,讓人想起來,會用“溫暖”這樣的感覺去形容?大概很少很少。

        在我心里有過一個,那就是《讀書》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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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為《讀書》雜志創刊號封面(1979年第1期,4月出版),其中李洪林老師《讀書無禁區》引起熱議,右為李老師這篇文章的手稿圖。

        說一個編輯部的時候,為什么我斟酌再三,還是選了“溫暖”這么一個詞?這并不易說清。遠了不說,近百年各國都有過很多了不起的編輯部,進出過這些編輯部的人,都寫過很多懷念文字,有人用過“溫暖”這個詞兒嗎?好像還沒有過。不過,回憶起《讀書》編輯部的時候,我總是想起這個字眼。為什么?想一想,這大概和當年三聯書店的老總范用先生有點關系。

        我第一次到《讀書》去是什么時候?記不清了,那時候三聯書店落腳在北京朝內大街那個灰樓里,樓前有個不大的院落,院子門口很多牌子: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三聯書店、外國文學出版社、《新華月報》、《新文學史料》,大小不一,好幾排,都赫赫在目,可是感覺上,仿佛《讀書》編輯部的那個牌子最小,是膽怯,還是謙虛?說不清——就是現在,有誰能說得清?不過,每次帶著一股在心里不斷膨脹的興奮,屁顛屁顛走進這座大門的時候,我心里可只有《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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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指光陰四十年,北京三聯書店(美術館東街22號)的今昔對比:左為八九十年代的書店剪影,右為當下的書店風貌。

        幾十年前了,一個印象特別清晰——上了樓,進編輯部要走一個小過道,左手邊一個門,里邊一個不大的屋子,有幾張堆滿了書籍稿件的小桌,那是吳彬、楊麗華、趙麗雅、賈寶蘭四位編輯“辦公”之處——你剛一進門,她們四個就都一臉笑容地站起來打招呼,那間光線偏暗的房間也立馬明亮起來——我的溫暖感覺是從這時候開始的嗎?不是。是在另一邊,過道右邊的屋子,范用先生的辦公室。我和范先生過去根本不認識,也從來沒見過,那時候,我剛從工廠調到作家協會,當了“作家”,不過自己覺得一點不像,我算什么作家?這讓我和老先生們打交道的時候,有點怵,能躲就躲。可是大概我說話聲音太大,每次我進了編輯部的屋子,還沒說上幾句話,范用先生就緩步過來,微笑著說:“來,喝杯咖啡怎么樣?”和范先生一起喝咖啡?當然愿意。可是吳彬她們幾個好像比我更樂意,去去去,喝咖啡,幾個人馬上簇擁起我,尾隨范先生跨過那個窄窄的過道,都涌進對面的房間里,或坐或立,說說笑笑,不一會兒,先生就為我們端上來一杯杯咖啡。屋子不大,不一會兒工夫,滿架滿柜的書籍之間彌漫的就全是咖啡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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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用老師設計的《讀書》封面。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么范用先生會請我喝咖啡?而且,只要先生在,只要聽見了我的聲音,先生就會帶著微笑過來,聲音不高地說:來啊,喝杯咖啡?這樣的邀請后來簡直成了通例。吳彬對我說:你多來吧,你一來,我們就能和你一塊兒蹭范先生的咖啡喝。要知道,那時候我不過是一個剛剛出道的“作者”,在知識界里是有如一張白紙一樣的白丁,一個愣頭愣腦的小伙子。不過,自打喝過先生的咖啡,再去編輯部,我的感覺有了很大的變化,那里再也不是一個“編輯部”,而是一想到就感覺特別溫馨的一個地方——有點兒像回家,可實際上,在那兒,你一個家人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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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80年代末,《讀書》編輯部部分成員合影,右起:沈昌文、吳彬、楊麗華、趙麗雅、賈寶蘭、郝德華;

        右:90年代《讀書》雜志編輯室。左起:葉彤、賈寶蘭、郝德華、吳彬、李學軍、汪暉、黃平。

        想一想,八九十年代前后,去《讀書》編輯部有多少次?完全記不清了,其中有多少次是為了談稿子?太少了,有限的幾次。北方人形容那種沒經邀請,也沒什么由頭,隨便就到親戚家里去看看坐坐,有一個詞叫“串門兒”,它用在這里特別合適。到《讀書》去,我完全是串門兒。這種串門兒的感覺,在編輯部遷到朝陽門外那些日子里,就更足了。這次遷移,多少有點像逃難,因為幾位編輯蝸居之處,是朝陽工人俱樂部所屬的一個簡易樓,那種一腳就能把墻踢出個大窟窿的兩層板樓;一個刊物的辦公室本來就容易凌亂,現在這小屋子,就格外顯得雜沓凌亂,且所有門窗桌椅都帶著一種怪怪的簡而再易、易而再簡的極簡主義作風;唯一不變的,是幾張辦公桌上堆積的稿子和書,靠著它們,這一堆凌亂好歹增添了幾分嚴肅。不過,這一切倒是讓我更加高興,好像我的串門之“串”,更有了理由。何況,那時候我家也在朝外,距這處簡易樓不足里半,而且當時我們經常買菜的集市,就在旁邊的神路街,經常借口給家里買菜,提著一袋子豆角黃瓜就又興沖沖來串門兒。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很多人和事,都在稀薄的記憶里淡去了,當年在編輯部一坐就一兩個小時,都說過些什么?記不清楚了。不過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刻:上門一兩次之后我就發現,吳、楊、趙、賈四位,原來都是飽學之士,這個發現讓我很驚奇,可是立刻就轉化為一種由衷的愉悅:和她們幾個在一起,上窮碧落,下致黃泉,什么話題不可以討論啊?什么問題不可以深究啊?記得有一次,也是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詩經》。趙麗雅很隨便地說起,她寫了一篇關于《詩經》的研究文章,不知道哪里能夠發表;過了兩天,我和她一起去見了劉夢溪,再過了兩天,文章就在劉夢溪主編的《中國文化》上發表了。這大概是她成為“揚之水”之前,發表的第一篇學術文章吧(文章題目我已經忘了)——當年清談閑扯究詰異議的時候,都吹過些什么?這件事是個小小的說明吧。何況,那些年月里去《讀書》串門兒的各路朋友,太多了,我去,乘的已經是末班車。有時候我會想,在編輯部里聊過天的人里,記憶力超常者很是不少,如果每個人都寫一篇文章,哪怕是短文,回憶昔日聊天的內容,哪怕是其中一件小事、一個話題、一段評說,然后集合成書,那該是多么活潑、多么豐富的歷史資料。我在《1985》這篇隨筆里說過,八十年代文學的一個顯著特色,是文學界出現了憑借讀書和思考形成的眾多小團體、小圈子,像無數的狂熱的風柱到處游走,互相激蕩,在當時固有的社會文化中形成無數縫隙、裂紋,而新的文學就在這些裂隙里,像一根根野草一樣頑強地生長起來。其實,在那些年月,學術界和理論界何嘗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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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讀者服務日”活動。

        右:2020年北京三聯書店二層,一新書發布會現場。

        《讀書》是這些狂熱的風柱之一嗎?也許是,不過有些不同

        是有不同。說起大家到《讀書》串門兒,很多人都應該記得這樣的景象:一旦有什么活動,特別是每月一次的“讀書服務日”,樓下的小院里就放滿了一排又一排的自行車。很多車子都很破很舊,可是車主都年輕,個個風塵仆仆,一邊互相親熱地打著招呼,一邊急急奔向編輯部。不熟悉的人,看他們步伐輕松,很難想象其中很多人都是遠道而來,不少都是二三十里的路程,或者更遠。起初,我自己也沒太注意,直到有一次,正是嚴寒冬日,北風呼嘯,我在那座灰樓的大門口,剛好看到陳平原跳下自行車,上前一問,是從北大騎車過來的。我不由得一驚,海淀到朝陽門,那有多遠?至少三十多里地吧?看著他單薄瘦小的身體,不由得一陣慚愧。從這之后,再看到樓下那些自行車,我往往都會想到車的主人們,心里總會升起一番特別的敬意。今天回顧那個時代的《讀書》,當然有很多感想,可以說很多話;但是,昔日灰樓下那些密集的一排排自行車,是不是更有發言權?大概是因為我自己做過編輯,所以我常常有一種聯想,刊物的編輯部很像那些桅檣如林的港口,有的小船急忙靠岸,像是終于到了家,有的又急忙離岸,很快消失在洶涌的波濤里——《讀書》編輯部,是不是其中一個最繁忙的港口?那么多年,曾經有多少裝載著沉重思想的小船,在這里維修、裝卸、整頓、休息之后又出航了呢?恐怕誰也算不清。

        不過,這樣回顧《讀書》,是不是有點太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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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2000年第11期(圖左),刊有《首屆“長江讀書獎”評選揭曉》(圖右)。

        即使是最好的詩,繞到背面,也有很不詩意,甚至是很黑暗的一面。很多經歷了八十年代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個毛病,回顧往事總是愿意看到我們熟悉的、喜歡的、能讓自己醉心的那一面。可是,今天我們轉過頭看看,已經很清楚,實際上那是個異端并起、雜念叢生的混亂年代,只不過混亂還沒有爆裂,舊的情感還能像一個網兜,勉強把新舊好壞都兜在一起而已。如果《讀書》編輯部是一個港灣,恐怕在那兒的停泊,很多都是暫時,出發才是最重要的,一一遠去的風帆,早已南北東西,各有異志。最初的一個暴露,就是二〇〇〇年前后鬧起來的“長江讀書獎”事件。說實話,在這陣怪風乍起的時候,我相當錯愕,后來的發展更讓我目瞪口呆,再后來,待了解了一些內情之后,才漸漸明白,過去以為同一戰壕里的戰友,其實已有人做了割席分坐的準備。不過,正式的割席,竟然是為了一個獎,而其發動的根本原因,竟然又是為了汪暉做了《讀書》主編,這就不能不讓人震驚了——原來,《讀書》主編的位置這么重要!今天再回敘這場風波的前前后后,時過境遷,已經沒有必要;但我還是期望,有一天能夠把這個讀書獎的評委們的內部討論,還有當時的投票記錄,都給予公布,以還汪暉一個清白。只是不知道,這些檔案還在也不在?

        這場風波也有個好處,就是揭開了中國思想界沖突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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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書》1997年第12期(圖左),刊有李陀老師《讓爭議浮出海面》一文。該文與《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共同構成《雪崩何處》(李陀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圖右)一書中“關于90年代的大分裂”的討論。

        在《雪崩何處》這個集子里,我于“關于九十年代的大分裂”那一節文字之前,說過這么一段感想:

        即使在九十年代初,設想在知識界里產生一道懸崖式的裂縫,而且裂縫會迅速擴大,原來的朋友不知不覺就成了思想和理論的敵人,這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裂縫畢竟形成了,朋友們畢竟舉槍相向,彼此瞄準了。在這過程里,我不自覺地成了這次大分裂的一個見證人,下面這篇《讓爭論浮出海面》,可以說是一個物證;至于一篇文字為什么能成為這樣的物證,在《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里我做了一些說明。這篇《分歧在哪里》是《南都周刊》在二〇〇七年八月十七日對我的一個采訪,而《讓爭論浮出海面》發表于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的《讀書》,兩文之間相隔了十年。回顧這十年,除了種種感慨,我總是有一種深深的惋惜:分裂也沒關系,可是為什么不能認真在理論和學術層面上好好辯論呢?為什么在論爭里混進那么多與思想無關的臟水潑來潑去呢?其實,歷史上大多數論爭都沒有過“雙贏”或者“雙輸”,重要的是爭論雙方有沒有各自獲益,有沒有發展知識。設想一下,如果當年不是那么“亂打一鍋粥”,也許新世紀中國知識界的局面會是另一個樣子吧?

        這段文字里說及的《讓爭論浮出海面》這篇文章,還可以再說幾句。有一次,已經是汪暉和黃平做主編了,我到編輯部去,聊天時候又說起思想分歧的事。黃平建議說:既然都是朋友,為什么要背后嘀咕?為什么不進行公開爭論?左也好,右也好,《讀書》來帶頭,大家都寫文章來一場爭鳴不好嗎?當時在場的幾個人都贊成,如果能公開爭論那當然最好。說做就做,沒隔上幾天,黃平請來了四個人,徐友漁、雷頤、陳燕谷和我,看能不能幾個人湊一起,面對面,各自直接說說自己的想法。那時候《讀書》已經遷到美術館東街三聯書店的新樓里,而所謂編輯部,不過是那種公司化的開放式現代辦公空間里的幾個帶隔斷的桌子,幾臺電腦,幾個臺燈,還有幾把椅子。串門兒?太老派了,早就沒人想了。好在二樓有書店開設的一個咖啡廳,來客人,接待起來十分方便,如果是編輯部的老客,還可以折價。黃平把我們四個帶到那里,買了咖啡,坐下來聊了差不多兩個多小時,說實在的,幾個人具體都說了些什么,早就記不得了,印象里,似乎是各說各話,沒有什么交鋒,也沒有爭論,讓我相當失望,這和原來的期待很不一樣。大概正是這失望,促使我寫了那篇《讓爭論浮出海面》,同期還有雷頤的文章《今天非常“法蘭克福”》徐友漁題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文章晚了一點,見于次年的第一期。爭論浮出海面了,不過,沒想到徐友漁的文章里有這么一段話:“西方馬克思主義最有價值的內涵是它的批判精神,它提出和發展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理論,對于我們反省現代化進程中的種種負面現象,抵制物欲的膨脹和拜金主義盛行,具有可貴的啟發和借鑒作用。但另一方面,它的浪漫主義和烏托邦氣質,它對現代化的拒斥態度,有可能在中國引起‘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般的反響,造就出幾個西方‘新左派’的盲目追隨者和蹩腳模仿者,有礙于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我看了之后,很意外,也很失望——為什么我們要寫文章?因為只有文字才能清晰地表達思想,也只有通過文字,論敵雙方才能進入或者侵入敵方的思想,然后邏輯地、細膩地擺事實、講道理,互相辯駁、究詰是非,可是,怎么用文字扣起帽子來了?后來,時隔十年之后,我在《南都周刊》的一篇題為《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的采訪里,還在埋怨徐友漁,說他的語言像“文革”里的大字報。但是在今天,事情又過了二十年之后,想法有了變化。我當年的埋怨不但幼稚,而且對徐友漁也不夠公平。說到底,真正的思想分歧,其實都是立場上的根本分歧,是對立話語體系、對立意識形態的激烈的不可調和的沖突,一旦在思想戰場上拔刀相向,互相辯駁沒有問題,但究竟是非,如何可能?“亂打一鍋粥”是難免的,甚至是必然的。這么一想,徐友漁那些尖銳的批評,其實很可貴,再擴大一點看,九十年代的很多亂打一氣,火藥味十足的文字,也都很可貴。至少,和當下一個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彼此都知道去找誰的額頭來磨自己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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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最早刊于韓國綜合性思想刊物《創作與批評》(圖左),并引起討論。《天涯》雜志1997年第5期(圖右)發表了該文的中文本版,隨即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和若干爭論。

        說三聯,說《讀書》,可說的還有很多。

        前些天,二〇一九年伊始,單向街書店的一伙青年人,向董秀玉頒發了一個名為“年度致敬”的獎:“我們致敬董秀玉六十余年在中國出版界的奮斗和創造,也致敬她的生命狀態——溫和,堅韌,勤奮,可愛,充滿活力,無所畏懼。”這幾句話讓我感動,看到消息之后立刻給她發了個微信:“這個獎太好了,是青年人對你一生奮斗的肯定,這比什么獎都重要。老一代人里,能得到青年人這樣認可的,有幾個?”不過,得到青年人的認可固然不容易,讓青年人想起用“溫和,堅韌,勤奮,可愛”這樣的字眼去理解她,這就更不容易了。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前后,三聯書店新樓的修建工程已經進入收尾階段,董秀玉帶著我和劉禾進入了大樓工地,一邊上樓下樓四處參觀,一邊向我們介紹未來書店的風景。而我們眼前的,其實是一排排灰色的水泥柱子和灰色的水泥墻,還有留作門窗的一個個闊大的空洞。可是,我們隨著她的指點,實實在在看到了一個書的世界,那種唯有以千千萬萬卷可以用手觸摸的,可以用手翻閱的,可以隨時帶在身邊、隨時放在枕下的“紙質鉛印書”搭建起來的書的世界。后來,我曾經有機會參觀過一些建筑工地,在那些地方,也都有人帶著參觀,也都有人極力讓我在想象里展開一幅幅絢麗的風景,可是,有哪一個能和當年董秀玉給我們看到的更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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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三聯書店(美術館東街22號)剪影。第一列(從左到右)分別為地下一層和地上二層剪影,第二列均為其一樓空間。

        往日不堪重記省。這些年再去三聯書店,我最不愿意想起的,就是在二十多年前,董秀玉帶著我們在一片水泥世界里想象一個新書店的情景。每一次,只要進了三聯書店的大門,我就盡可能快快地避開明亮的一樓空間,避開充斥著無數實用類和勵志類書籍的那個熙熙攘攘的空間,直奔地下一層,在陰暗里讓自己漸漸麻木,然后平靜。

        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嗎?可是,滄海在哪里?

        能安慰我的,是記憶里曾經有溫暖,比如有過一個溫暖的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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