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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煥星:從“革命魯迅”到“政治魯迅” ——評李瑋《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

      邱煥星 · 2020-09-27 · 來源:文藝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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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呈現了魯迅在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博弈中的全面參與和主動被動,也反映出當代魯迅研究正在出現從“革命魯迅”到“政治魯迅”的范式轉型。

        編者按

        李瑋新著《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一書2018年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本文為學者邱煥星為此書所作書評,他認為此書呈現了魯迅在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博弈中的全面參與和主動被動,也反映出當代魯迅研究正在出現從“革命魯迅”到“政治魯迅”的范式轉型。李瑋的研究針對既往研究范式相互割裂和“去政治化”的問題,通過借鑒當代西方的前沿理論,將“政治”的內涵從政黨國家擴展到了文化領域和文本層面,從而引發了魯迅研究的“政治文化轉向”,并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凸顯了魯迅革命精神的正面意義,由此既堅持了“政治魯迅”的新轉向,也兼容了“革命魯迅”的舊傳統。本文通過魯迅學術史的脈絡變遷來具體分析李瑋的新思維的同時,也希望探索出一條更加契合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的魯迅研究道路。

        本文原刊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08期,感謝作者邱煥星老師授權“文藝批評”發布!

        

        從“革命魯迅”到“政治魯迅”

        ——評李瑋《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

        文 | 邱煥星

        2018年,有兩本關于“政治魯迅”的著作同時問世,一本是鐘誠的《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北京大學出版社),一本是李瑋的《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這兩本書的出版,標志著新一代學者試圖走出魯迅研究最近三十年的“去政治化”狀態,努力開啟了魯迅研究的“再政治化”轉向。

        比較而言,鐘誠一書似乎更受學界熱議[1],而李瑋獲得的關注較少。究其根源,應該與鐘誠帶來的政治哲學新視野有關,他比較了魯迅和休謨的社會改造路徑,指出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在遭遇現實制度問題時,流于空洞的道德主義激情,只有解構不能建構,因而需要通過好的制度設計,來激發人性善抑制人性惡。正是從這種改良主義和制度主義出發,鐘誠放棄了“革命魯迅”的傳統定位,第一個明確提出了“政治魯迅”的命題,無疑更加契合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新形勢。不過,鐘誠的“政治魯迅”帶有強烈的古典政治傾向,他對“政治”的理解偏于國家制度,這是一種狹義的政府政治觀,大多數人實際上被認為是“外在于”政治[2],由此一生從事“在野革命”的魯迅,其批判性和革命性就成了缺點,他只有參與“在朝政治”建設,才能真正有益于社會改造。

        鐘誠的這種看法雖然啟發很大,但明顯和魯迅本人的自我認知,乃至魯研界的主流認識出入較大,也正因此,他的觀點受到了不少評論者的批評。而作為第一本系統探究魯迅與政治文化的著作,《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下文引用該書僅標注頁碼)恰恰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李瑋不但引入了后現代主義的政治觀,擴大了“政治”的內涵外延,而且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凸顯了魯迅革命精神的正面意義,由此既堅持了“政治魯迅”的新轉向,也兼容了“革命魯迅”的舊傳統。所以,本文試圖在魯迅學術史的脈絡變遷中,來具體分析一下李瑋的這些新思維,考察她的新突破也呈現她的新困境,進而探索一條更加契合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新的魯迅研究道路。

        一、“政治”的擴張:復數政治與話語實踐

        和鐘誠的全面否定魯迅既往研究、截斷眾流直接從休謨出論不同,李瑋的突破是一種直面既往魯迅研究碎片割裂難題的兼容創新,所以需要放在從“革命魯迅”到“政治魯迅”的學術史脈絡變遷中才能看清楚。

        在將近一百年的魯迅形象史中,“革命魯迅”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它的建構起于1930年代的瞿秋白,完成于1940年代的毛澤東,魯迅被視為代表著“中華民族新文化方向”的“偉大的革命家”,而隨著中共建國,“從五十年代開始,在我國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同志對中國社會各階級政治態度的分析為綱,以對《吶喊》《彷徨》客觀政治意義的闡釋為主體的粗具脈絡的研究系統”[3]。由于“革命魯迅”以階級斗爭為綱,“反映在文學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學自覺地服從于政治、服從于中國的革命斗爭”[4],所以魯迅研究的重點,就是探究被壓迫階級的狀況和無產階級的解放道路,而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革命則處于被批判的地位,但如此一來,魯迅也就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甚至成了“黨的一名小兵”[5]。

        也正因此,文革結束之后,“革命魯迅”隨著當代中國的現代化改革和“告別革命”轉向,逐漸從獨尊變成了多元之一,進而被王富仁提出的“啟蒙魯迅”和汪暉提出的“反現代性魯迅”擠到了邊緣位置。這兩種新的魯迅形象雖然側重點不同,但都反對“革命魯迅”的階級革命和政治化扭曲,主張回到魯迅那里,探究其自身的主體性,認為魯迅是“站在‘孤立的個人’的思想立場上抨擊整個社會的思想、批判‘群眾’‘多數’的愚昧和落后”[6]。但是這么做的后果,實際是“將魯迅放置在一個孤獨的知識分子的位置上”[7],逐漸“去政治化”了,不但魯迅的革命傾向處于被遮蔽的狀態,魯迅研究也退化為一種遠離現實的學院化生產,最終喪失了對于當代中國最近三十年社會變遷的回應能力。

        為此鐘誠的解決辦法,是將既往的魯迅形象全部歸入非實踐、非公共性的“主體性的‘文學魯迅’”,轉而提倡英國式的自由主義政治之路,塑造了一個“秉持‘責任倫理’”、“關注公共性的‘政治魯迅’”[8]。這種轉向雖然契合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政治穩定的時代需要,但完全放棄革命批判的做法,實際是讓魯迅去做胡適、走政治參與的道路,他因而就成了張寧批評的那種“習慣于僅僅從國體、政體等制度建設上看的人,是不大能夠發現魯迅這種致力于把民眾‘從政治的客體變成政治的主體’的艱難努力的;習慣于‘從上面’看的人,也不大可能體會魯迅那始終秉有的‘從下面’看的眼光”[9]。顯然,鐘誠將文學與政治、主體性與公共性二元對立的結果,實際縮小了“政治”的內涵,將其后退到古希臘時代的古典政治理念,“文學”被踢出了“理想國”,“政治”成了政府官員和少數精英的事情了。

        但是李瑋卻提供了不同的解決路徑,雖然她也認識到“重啟魯迅研究的政治性,成為魯迅研究發展的重要方向”(第1頁),但她在面對著學術史上這些不同的研究范式和魯迅形象時,采用了“擴大所謂‘政治’的內涵”的辦法,主張“‘政治’不再被局限于政治斗爭,它的所指在語言層面、文化層面得到擴大”(第2頁),為此李瑋借鑒了當代西方幾個重要方面的思想理論:

        首先是借鑒阿爾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論,將“政治”從制度擴展到“文化”,即“由政治心理、政治態度、政治價值觀等層面所組成的觀念形態體系”(第7頁)。由此看起來是“去政治化”的啟蒙魯迅和反現代性魯迅,也都有著很強的“政治性”,“構成了1980年代改革話語的意識形態”(第245頁),也就是說既往的三種主要魯迅形象,實際分別代表著革命政治、啟蒙政治和反現代性政治。

        其次是借鑒了漢娜·阿倫特的政治哲學,將“政治”從“國家”層面擴展到了社會“公共空間”領域。李瑋批評既往魯迅研究各范式陷入了“‘本質真理’的幻覺”,它們都將自己的立場視為唯一真理,排斥對話溝通,因而需要走向“關系真理”和“復數政治”(第4頁),“由對‘可交流性’的‘真’的重建實現‘主體間性’的‘政治’”(第9頁)。

        第三是借鑒了后現代主義的“話語實踐”理論,將“政治”的認識泛化為“權力”關系,由此將其擴展到了私人領域和語言層面。不僅國家、社會、文化、家庭、個人、語言領域都存在政治沖突和“微觀權力”,而且絕對性的“價值真理”變成了意識形態性的“權力話語”,它們建構于特定的歷史語境,其作用是功能性的,意在政治權力的實踐再生產,最終成了“漂浮的能指”,而其“所指”則處于“不確定性”的狀態。(第3頁)

        正是在引入這些新理論的基礎上,李瑋實現了“政治的擴張”,并針對既往魯迅研究的問題,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調整和推進:

        一是從宏觀政治到“無處不在的政治”。李瑋不但解決了魯迅既往形象對立割裂的難題,將它們兼容到“復數政治”的政治文化多元場域之中,而且還進一步創新,將魯迅的政治性從革命、啟蒙、現代性等宏大敘事,擴展到了人生道路、文化立場、代際想象、文學機制、文學選擇、魯迅闡釋、“魯迅”重建等話題上來。這里面的很多主題譬如大學觀、學術觀、代際想象等,在過去的研究中基本都是在“非政治”的視野中討論的,如今它們都在權力話語實踐的“泛政治”主張中,找到了自己的言說合法性,統攝在“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大話題下,分別成為此書七個章節的主題,由此魯迅的所有言說、文本和行動,都具有著“話語實踐”的積極的政治意義。

        二是“權力話語”和“意識形態”定位。李瑋從其后現代思維出發,反對既往研究的絕對真理觀和本質主義傾向,視不同的思想觀念為不同的“權力話語”,也就是基于特定政治想象而建構出來的特定意識形態,其作用是功能性而非價值性的。因而,李瑋書里很少見到“真實”、“真理”、“虛假”這類詞語,她多使用中性的學術詞匯,譬如用“保守”、“主流性”、“體制性”取代了過去慣用的“反動派”,更多用“批判性”、“否定性”而非“革命性”來指稱魯迅,至于雙方的關系,則頻頻使用“分化”、“分歧”、“張力”、“沖突”替代了“敵我斗爭”。不僅如此,李瑋甚至還視魯迅的思想觀念為“一個象征性‘能指’,一個‘想象’”(第122頁),至于魯迅死后的形象塑造,無論是周作人、毛澤東還是王富仁、錢理群、汪暉,她都視為政治斗爭需要的產物和意識形態化的符號建構。

        三是“場域”博弈和“歷史”語境化。當政治文化被視為“話語”,其交流實踐即以言表意和以言行事的重要性就凸顯了出來,因而李瑋重視“公共空間”分析,將其視為“不同黨派爭奪話語權、塑造意識形態的‘文化陣地’”(第163頁),其書的討論焦點也從既往研究側重魯迅新思想的生成,轉向了學界、文壇、政局等場域的多元話語博弈沖突。李瑋尤其重視魯迅在各個場域中“以文化介入政治”的實踐性,既討論了他與革命陣營的內部分化,也討論了他和保守陣營的矛盾分歧,主要涉及文學與政治、救國與學術、傳統與西方、個人與集體、革命與保守、文化革命與政治革命等沖突。總的來看,李瑋是將“歷史”視為“事件”(第223頁),認為意義來源于語境,因而更側重于權力的“再生產”而非“生產”。

        二 、“文化的轉向”: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

        李瑋不但擴大了“政治”的內涵,還更新了“文化”的認識,打破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經濟決定論”,重視“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和“政治功能性”(第9頁),帶來了“文化的轉向”。

        之所以李瑋會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魯迅與20世紀中國,是因為她受到了自己的導師朱曉進的影響。“1990年代朱曉進首先引入該概念研究20世紀30年代文學”(第8頁),他批評“政治就是指‘階級斗爭’”的既往認識,“基本上是一種客觀的外部的‘活動’,人們的政治行為及其背后的心理動機等等主觀取向卻無法得到強調”,由此就形成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直接干預文學的“機械唯物論”傾向,因而他引入了阿爾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論,強調“‘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確的政治理念和現實的政治決策,它更關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體表現形式以及政治體系中成員對政治的個人態度與價值取向模式”,所以“‘政治文化’是我們所試圖找尋的政治和文學之間關系方式的橋梁”。[10]顯然,朱曉進引入的“政治文化”概念具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實現了從“經濟”中心到“政治”中心、從“階級斗爭”到“政治文化”的轉向;二是擴大了“政治”的內涵,將其從狹義的外部的政黨階級和國家制度,擴展到了更為廣義的主觀的“文化”領域。

        但是,阿爾蒙德對“文化”內涵的政治擴張有其限度,他的目的是探究“維持一個民主制度需要公民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11]的“民主人”,他理解的“文化”也就偏于公共性和精英性的“公民文化”理念,并未真正進入社會生活和私人領域。從阿爾蒙德給出的“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12]定義看,他的“政治文化”仍舊帶有很強的集體控制和主流價值觀傾向,“文化”還是更多服從于“政治”建構的需要,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和能動性。不僅如此,由于受困于國家政治的宏大敘事之爭,主流文化和亞文化、權利主體和權力客體之間的沖突,仍舊難以擺脫“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所以朱曉進的論述還帶有強烈的價值傾向,稱國民黨的“統治者主體文化”是“文化專制主義”,“無疑屬于一種嚴重扭曲與偏離的政治文化”,而與其趨同的作家“墮入為政客一流”,“反權力”作家則“在政治高壓下無言論自由而產生了極度無奈的憤懣”。[13]

        正是基于“政治文化”概念仍舊局限于宏大敘事,以致無法擺脫決定論的困境,李瑋引入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政治”概念,以解決“文化”的社會化和獨立能動性問題。

        “文化政治”是葛蘭西最先使用的概念[14],他將馬克思所說的上層建筑區分為“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兩個層面,指出正是資本主義對市民社會的“文化霸權”(或譯“文化領導權”)控制導致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失敗,因而“葛蘭西使得市民社會之中的意識形態抗爭和沖突,變成了文化政治的核心領域”[15]。自此馬克思主義出現了“葛蘭西轉向”,“文化”從被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筑,變成了政治文化斗爭的重要場所,資產階級文化批判和無產階級意識覺醒的重要性,也就壓倒了經濟斗爭和政治軍事斗爭,而要奪取文化領導權,則需更多依賴“有機知識分子”而非無產階級。葛蘭西引發的“文化的轉向”之后被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發揮,法蘭克福學派創建了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批判理論,英國的新左派開始重視大眾文化的積極能動性,拉克勞和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則提出了多元主義和非階級政治。至此,“文化”已經不再僅僅視為上層建筑和經濟派生物,而是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基礎”和生產性力量,英國的威廉斯甚至提出了“文化唯物主義”的概念,在此理解中,“文化既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斗爭方式’,更重要的還在于文化是一種可以連接各種社會力量的總體化過程”[16]。

        從李瑋所言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將文化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一部分,突出文化的實踐功能,由是實現對舊的生產關系和壓迫的反抗”(第9頁)來看,她所汲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是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之爭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意識形態批判,對英馬和后馬的日常生活和微觀政治涉及不多。由此,我們就在《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一書的每一章中,看到了魯迅“文化政治”的個體能動和革命批判與主流“政治文化”的決定控制之間的博弈沖突:

        第一章重點討論了魯迅的“從文”和“政治人”選擇與當時主流的“實業人”和“保守文化”的沖突;第二章分別討論了魯迅的立人文化革命與民族主義政治革命、革命引導學潮與政治控制學風、學術政治與民族政治的沖突;第三章討論了魯迅的青年新主體和解放兒童觀與舊的老人政治的矛盾;第四章討論了魯迅的新文壇觀對文學體制化、知識權力化的批判;第五章討論了魯迅的文學政治觀和雜文詩化與主流的純文學觀和文學本體論的沖突。在這關于魯迅生前活動的前五章中,主流政治文化涉及統治集團、革命陣營、學術界、文學界等多個領域,李瑋向我們全面展示了魯迅“荷戟獨戰”、“反抗絕望”的文化政治實踐過程。而在最后關于魯迅死后形象塑造的兩章中,李瑋又重點探究了時代集團和主流政治如何闡釋建構“魯迅”的過程,強調無論是人化魯迅、革命魯迅還是啟蒙魯迅、中間物魯迅、反現代性魯迅,其實都是不同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能指符號,所以她非常認同袁良駿的判斷:“新舊兩個‘研究系統’并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它們只存在互相補充的關系,并不存在什么勢不兩立的關系。”(第251頁)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此書,會發現李瑋對“政治”和“文化”的內涵理解存在著不匹配,她對“政治”的理解更加后現代化,明顯接受了“話語實踐”和“微觀權力”理論,本來可以將“文化”的內涵外延全面推進到私人領域和語言文本,但是李瑋對“文化”的理解則不夠后現代,沒有擺脫導師的影響,偏于現代主義思維,實際仍舊受困于阿爾蒙德的“公民文化”理念,這就產生了三個直接后果:

        首先,李瑋對西馬的“文化政治”接受,基本停留在葛蘭西和法蘭克福學派這里,探究的還是精英知識分子在公共空間和市民社會中的文化政治博弈,甚至連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控制都未觸及,更不用說接受英馬和后馬對大眾文化和新社會運動的討論了,所以她的書中既看不到魯迅的私人生活史,也看不到國民黨的“魯迅”建構,更看不到大眾文化中的“魯迅”。究其根源是李瑋對“文化”的理解不夠徹底,仍舊困在上層建筑領域,沒有達致“文化唯物主義”和文化是“整體的生活方式”的程度。

        其次,“政治文化”的決定論和主流性,使這個概念不如“文化政治”更適合探究魯迅的革命批判性和主體能動性。在這方面,汪暉的理解更為準確前瞻,雖然李瑋在“緒論”里提到了汪暉的《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一文,稱贊其“文化政治”的新思路,但她沒能邁出這一步,并未啟用《魯迅與20世紀中國文化政治》這個書名。

        第三,由于李瑋對“文化”的理解不夠后現代,導致她對“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價值判斷出了悖論,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李瑋大致相信魯迅自己的思想是“真”的,但死后的“魯迅”都是“假”的。而按照后現代的“話語”理論,魯迅自己的思想也好,魯迅死后的建構也好,都應該視為符號能指和意識形態,也不存在真假之分,即便為真也是都真,假也是都假。

        三 “政治文化轉向”的困境:話語權與保守性

        從上面兩章的分析可以看出,《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一書的主要貢獻,是廣泛借鑒了當代西方的前沿理論,引發了魯迅研究的“政治文化轉向”(第6頁)。總體來看,李瑋做到了自己設定的總體構想中提到的三個目的:一是“借鑒政治文化等研究思路,重新思考政治和文化、文學之間的關系”,拓展了“政治”和“文化”的內涵;二是探究了“魯迅及其身后符號化的‘魯迅’與各時期社會政治實踐之間的關系”,“揭示魯迅特定的文化立場和文化態度背后的政治性考量和政治功能”;三是通過“魯迅研究的‘歷史性’”,“使‘去政治化’魯迅研究所‘遮蔽’和‘忽略’的‘歷史’浮出地表”。(第9頁)

        但是李瑋強烈的后現代思維,尤其是關于“政治文化”是“話語實踐”的核心定位,雖然為魯迅研究帶來了新的轉向,但也產生了不小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重視實踐再生產,缺乏生產討論。基于既往魯迅研究特定范式陷入了“本質真理”的幻覺,以致相互否定遮蔽的問題,李瑋將政治文化的探究轉向了“關系真理”和“話語實踐”,主要呈現多元政治文化在場域中的實踐博弈。但是,“政治實踐只不過是權力的實施”,“權力政治理論將政治描述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進行斗爭或競爭的舞臺”[17],由此政治文化的研究重心,實際就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生產”環節,轉向了文化的消費實踐與意識形態再生產環節。因而李瑋此書的重點就是“話語權之爭”,探究魯迅與主流政治文化在公共空間中的“抵抗”和“收編”的角力,分析他們如何經由這種互動博弈來“再生產”各自的政治乃至階級關系。

        但是如此一來,我們就很難搞清楚這些不同的政治文化是如何“生產”出來的了,這在李瑋的書中甚至變成了一個不可解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從“經濟”到“政治”再到“文化”的轉向中[18],李瑋實際既反對“經濟決定論”、“政治決定論”,也沒有接受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如此一來,在魯迅與20世紀中國政治文化的探討中,我們就只看到了“文化”在公共場域中的實踐再生產,但“文化”本身卻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既不知特定政治文化自何而來,也不知各種政治文化為何會交替出現。這樣做的后果,很容易變成葛蘭西所言的“均勢妥協”,即“‘權力政治’強調被相互競爭的國家利益撕裂開來的世界所固有的不穩定性,并將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均勢’的建立”[19],這種后果實則是保守性的了。

        (二)重視互動流變,缺乏結構機制探究。李瑋此書不但缺乏“生產”即原動力探究,即便是關于“再生產”的研究,也過多著眼于互動博弈,對其“關系真理”背后的結構機制缺乏深究,我們更多看到了“場域”空間中魯迅與各種政治文化“在相互關系中呈現各自的功能和邊界”(第4頁),但并不清楚它們在共時性上何以會多元共生但又有主有次,在歷時性上何以又沿革流變、有生有亡,尤其是魯迅的文化政治涉及人生道路、文化立場、代際想象、文學機制、文學選擇這么多向度,它們之間的異同之辨和根源譜系都缺乏相應的討論。顯然,這都不是簡單地呈現一下多元“實踐”就行的,必須探究“關系”背后的“機制”,找出“場域”生成、運行、流變的“結構”。

        然而,李瑋反對“本質真理”和決定論,試圖“在對‘真’的權力化批判中獲得另一種‘可交流’的‘真’”,所以她更執著于“創造眾多‘魯迅’‘話語事件’的‘集合之境’,即擺脫各個‘真實魯迅’本身話語機制的排斥性和制度化,在反抗中呈現各個‘真實魯迅’在相互排斥中隱沒的‘一致性’”。[20]也正因此,李瑋才會用“話語”來定位政治文化,既強調“政治文化”的交流實踐性,也將其視為“漂浮的能指”,它甩脫了“所指”的客觀性束縛,“具有曖昧不明的‘不確定性’”,由此可以“通過對‘歷史’的‘再歷史化’,重新恢復了歷史敘述和現實政治的張力”(第3頁)。只是如此一來,“能指”就成了斷線的風箏,失去了“所指”的結構性控制,意義完全取決于歷史語境了,所以“一旦用話語取代意識形態概念,政治分析的注意力就將遠離真理與謬誤的問題”[21]。

        (三)“話語”的保守性,缺乏政治經濟學思考。在李瑋看來,既往魯迅研究實際存在三個問題:一是形象眾多以致形成了“悖論魯迅”論爭,二是各種魯迅形象普遍持有“本質真理”觀,三是有些魯迅形象陷入“去政治化”狀態。[22]正是因此,李瑋通過“泛政治化”和“話語實踐”的定位,用擴大政治文化內涵和去真理化去道德化的辦法,既凸顯了其他魯迅形象的政治性,也將它們放入公共空間,試圖建構多元交流的“主體間性”。不過,此舉看起來是解決了魯迅研究的“去政治化”,實則將政治革命問題轉化成了學術兼容問題,反而掩蓋了真正的現實難題。

        “啟蒙魯迅”、“反現代性魯迅”的“去政治化”,其實只是一個表象,它們并非不談政治,而是對舊的階級革命道路的不滿和反撥,以疏離對抗的方式展示了其他類型的政治理念,其中“啟蒙魯迅”反映了1980年代反思文革和現代化改革的政治文化,“反現代性魯迅”則是對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現代性的肯定。正是因為這些不同的魯迅形象,分別應對著現代中國不同歷史階段的現實難題,因而李瑋用“泛政治化”和“主體間性”來兼容它們的做法,更多是一種學者思維,即便用學術的方式消弭了矛盾,真正的現實政治難題也并不會因此而消失。

        事實上,李瑋所依托的各種理論資源帶有一定的保守性:首先是學界對阿爾蒙德和阿倫特的批評:“所謂的政治文化僅僅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已”,“找到一種能夠維持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制的文化條件或社會心理條件。這就是阿爾蒙德等人當時的研究出發點和主旨所在”[23];其次是西馬的理論與實踐脫節問題,“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隱蔽標志只是一個失敗的產物而已”,“大學中的理論家和他們本國無產階級的生活遠遠隔離,而且理論從經濟學、政治學退回來而投進哲學。……談方法是因為軟弱無能,講藝術是聊以自慰,悲觀主義是因為沉寂無為”[24];第三是后現代話語理論的問題,“話語分析過分側重并強調語言、言談和文本,這是一種‘裝飾社會學’,把社會關系隱藏在文化的背后,掩蓋了真正重要的話題,即對權力的微妙均衡關系的社會學分析”,“對社會生活而言,比起話語體系,真實的社會關系和物質文化更為重要”[25]。

        這些批評讓我們看到,“政治文化轉向”雖然凸顯了“文化”和“主體”的重要性,但僅僅是凸顯“去政治化”遮蔽的文化政治性和主體能動性是不夠的,一旦“主體”變成“主體立場”再變成“話語立場”,不但經濟壓迫和階級解放消失不見了,甚至國家和法制等政治問題也會缺乏討論,所以魯迅研究的“再政治化”,繞不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無法回避現實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變革。從這個角度看,鐘誠的研究雖然縮小了“政治”內涵,但他看到了“軟文化”的無力,因而要求魯迅研究者去直面“硬政治”的變革改良問題,不過他又陷入了“政治本體論”,既輕視文化的重要性,也回避了經濟結構變革。所以未來的“政治魯迅”建構,應該兼容革命批判與理性改良,兼顧文化/政治/經濟多個向度。

        結語、“文學政治”與“介入知識分子”

        從“革命魯迅”到“政治魯迅”的建構,總體看經歷了“革命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三個階段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革命批判性逐漸讓位于政治建設性,“在野革命”的魯迅逐漸變成了“在朝政治”的魯迅。無論是鐘誠還是李瑋,都試圖在責任倫理和公共理性中重新定位魯迅,以使其能更多參與到當代中國的建設中來,但是二人都過多借助西方思想來拉動研究的突破,帶有強烈的觀念先行和理論預設的味道,普遍缺乏從魯迅自身歷史經驗出發來建構新論的努力。如果我們回到魯迅自身的道路歷程,會發現他明顯不是鐘誠說的那種“政治制度”參與,而李瑋的說法看起來符合魯迅“尊個性而張精神”、“人立而后凡事舉”[26]的理念,但這種“泛文化”路徑實則消解了魯迅的最本質特性,即“魯迅是文學者。而且是第一義的文學者”[27],“魯迅作為一位個體在面對整個革命時期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學性的”[28]。

        實際上,魯迅是“以文學介入政治”,采用的是“文學政治”的獨創方式,具體來說,“首先是文學的政治化,它強調了文學的政治參與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學本體性,而其本質就是徹底否定的‘永遠革命’的精神;其次是政治的文學化,由于專制集團‘獨占了全部的行政權力,從而剝奪了民眾歷練政治藝術的機會’,而文學‘在這個現實社會之上,逐漸建造起一個虛構的社會”,也就是用理想國的應然來對抗現實政治的實然”[29]。在“文學政治”中,不是政治決定文學、文學從屬于政治,而是“文學”是現代政治的“生成之場”,承擔著批評舊政治和建構新政治、改造現實政治和培育新主體的雙重任務,因為現代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托克維爾發現的:“政治生活被強烈地推入文學之中,文人控制了輿論的導向,一時間占據了在自由國家中由政黨領袖占有的位置”,“作家們不僅向進行這場革命的人民提供思想,還把自己的情緒氣質賦予人民……以致當國民終于行動起來時,全部文學習慣都被搬到政治中去。”[30]

        顯然,魯迅以自己的方式創造性地回答了托克維爾在法國大革命中發現的“作家一無地位、榮譽、財富,二無職務、權力,怎么一變而為當時事實上的首要政治家”[31]這個現代政治命題,由此讓“魯迅經驗”變成了一種世界經驗,進而可以挑戰當今流行的知識分子傳統。目前來看,無論是“啟蒙魯迅”、“反現代性魯迅”為代表的“批判知識分子”論,還是“革命魯迅”為代表的“有機知識分子”論,都存在與時代發展脫節的問題,前者強調知識分子的“邊緣人”和“業余者”身份,以及由此而來的公共批評和普遍超越性[32],后者則強調知識分子作為“專家+政治家”,而為無產階級服務的集體性和階級性[33],雖然二者立足點不同,但都各執一端,割裂了批判和建構、公共性和參與性。所以,魯迅的“文學政治”才應是“政治魯迅”發展的方向,這是一條更加契合魯迅經驗和現代中國歷史的“介入知識分子”[34]道路,可以對現實政治既保持參與又保持批判,從而實現制度性和公共性的有機結合。

        原刊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0年08期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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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參看國家瑋的《魯迅研究的范式變革與概念重估——評鐘誠<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文藝研究》2019年第12期)、謝俊的《從“抵抗”的政治到介入的“政治”——談談鐘誠的“政治魯迅”的意義和問題》(2019年12月山東大學“政治魯迅與文學中國”學術研究工作坊論文匯編)。

        [2]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的密碼》,吳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頁。

        [3] 王富仁:《〈吶喊〉〈彷徨〉綜論》,《文學評論》1985年第3、4期。

        [4] 陳涌:《論魯迅小說的現實主義——〈吶喊〉與〈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學》1954年第11期。

        [5]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頁。

        [6] 王富仁:《〈吶喊〉〈彷徨〉綜論》,《文學評論》1985年第3、4期。

        [7] 汪暉:《“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頁。

        [8] 鐘誠:《進化、革命與復仇:“政治魯迅”的誕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頁。

        [9] 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頁。有意思的是,鐘誠在自己書的第7頁引用了張寧這段話,但歸入了“偏重‘心性’和價值層面的探討”。

        [10] 朱曉進:《政治文化與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頁。

        [11]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西德尼·維巴:《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度》,張明澍譯,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12] 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政策》,曹沛霖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13] 朱曉進:《政治文化與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文學》,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15、27、42頁。

        [14] 葛蘭西:《論文學》,呂同六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頁。

        [15] 克利斯·巴克:《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羅世宏等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6頁。

        [16] 歐陽謙:《文化與政治: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1頁。

        [17]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的密碼》,吳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頁。

        [18] 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铦等譯,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頁。

        [19]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的密碼》,吳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頁。

        [20] 李瑋:《論新世紀中國“悖論魯迅”現象的發生及其解決路徑》,《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21] 安德魯·海伍德:《政治的密碼》,吳勇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頁。

        [22] 李瑋:《論新世紀中國“悖論魯迅”現象的發生及其解決路徑》,《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

        [23] 景躍進、張小勁主編:《政治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198頁。

        [24] 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高铦等譯,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118頁。

        [25] 安東尼·吉登斯、菲利普·薩頓:《社會學基本概念》,王修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頁。

        [26] 迅行(魯迅):《文化偏至論》,《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頁。

        [27]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李東木、趙京華、孫歌譯,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46頁。

        [28] 丸山升:《辛亥革命與其挫折》,《魯迅·革命·歷史——丸山升現代中國文學論集》,王俊文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頁。

        [29] 邱煥星:《當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中期魯迅與“文學政治”傳統的創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1期。

        [30]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馮棠譯,1992年版,第182、187頁。

        [31]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馮棠譯,1992年版,第180頁。

        [32] 參看愛德華·W·薩義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31頁。

        [33] 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葆煦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3、425頁。

        [34] 謝俊在書評中也敏銳意識到了鐘誠從“抵抗”的政治轉向了“介入”的政治,不過他借鑒的是阿多諾的“藝術介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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